中国实现体系内全面崛起的四步走战略

中国崛起已经成为21世纪国际关系发展和相应研究的最为重要的事态。但需要指出的是，迄今为止的中国崛起面临两个重要挑战：一是当前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只是经济性崛起，距离全面崛起仍有很长的路要走；[1]二是中国崛起引起了广泛的国际警觉，[2]距离和平崛起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已经相当明确地向世界宣告，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崛起将是世界的机遇而不是灾难。换句话说，中国所追求的不是传统的大国崛起模式，而是一种“体系内全面崛起”的新型崛起。这一崛起的实质是在实现“中国梦”的同时，也为整个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促进“世界梦”和各国梦想的共同实现。[3]本文通过考察世界历史上主要大国崛起的成败经验，探讨中国实现体系内全面崛起的应有路径。本文认为，历史经验表明，大国崛起主要包括四个维度，即经济性崛起、军事性崛起、制度性崛起及道德性崛起。尽管这四个维度的组合没有定式，但依据大国崛起的成败经验，很大程度上可得出某种初步结论，即：经济性崛起是前提，道德性崛起是支撑，军事性和制度性崛起更多是保障。大国在实现经济性崛起后的战略优先应当是寻求道德性崛起，而不应急于求成地追求军事性或制度性崛起，这是实现体系内全面崛起的重要保证。中国在当代的崛起有其特殊性和时代性：它是中华民族在现时代的伟大复兴，因此既需要全面总结中华民族历史兴衰的经验和教训，也需要合理汲取其他大国崛起的成败经验，更需要充分虑及全球化和相互依赖时代国际政治的诸多崭新和长期性变革。因此，中国追求体系内全面崛起的战略目标应采取一种“四步走战略”：继续夯实崛起的物质前提或追求可持续的经济性崛起，大力建构崛起的道德支撑或致力于全面的道德性崛起，稳步发展崛起的保障机制或追求稳打稳扎的制度性和军事性崛起。

一、大国崛起的经济维度

对所有国家而言，实现崛起的基本前提是国家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的重大提升，没有物质性保障或经济上的崛起，大国全面崛起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无论是美国和英国的总体成功的崛起，还是德国、日本和俄罗斯的相对不那么成功的崛起，还是印度、巴西等目前尚不能断言其未来成败的崛起，其第一步都是解决崛起的基础性环节，即如何实现物质性或更为明确但也更狭隘的经济性崛起[4]。回顾既有大国经济性崛起的历史经验，尽管存在一定差异，但的确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设法利用或借重现存体系实现体系内的经济性崛起，至少在实力尚不具备时不会尝试挑战现存体系。具体而言，这种追求体系内经济性崛起的方法大致有三种。

第一种可称为融入式崛起，是当今国际社会中大国崛起的相对更为常见的方法。根据这一方法，大国在追求物质性或经济性崛起时，都是努力通过加入现存主导国际体系之中，利用现有霸权国家或更为广泛的现存体系所提供的公共产品，通过搭便车或至少是尽可能压低自身所承担的国际义务而实现经济性崛起。这种融入式崛起的典型是当前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

21世纪最为重大的国际关系事态便是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与中国的崛起相似，新兴大国迄今为止的崛起都更多是物质性的而非政治或安全或思想方面的崛起。[5]同时这种崛起所使用的理念事实上都是西方的，如“华盛顿共识”或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各种概念。由此而来的，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根本上是和平性的，对国际体系内的主导性国际组织、国际规范和规则的基本态度仍是不挑战现有国际体系的根本结构。[6]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兴大国全然接受现有国际体系结构；恰好相反，新兴大国的战略选择是通过参与而对国际组织、规范和规则进行内部改良。这种改良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是联合国安理会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尽管目前这一改良进程某种程度上陷于停滞，但就其本身所体现出的竞争方式而言，有一个相当重要的特征，同时也是潜在地限制新兴大国的崛起能走得更远的重要原因之一，即：非西方反对西方的武器事实上都是西方先前用于扩张的武器。[7]当然，这本身便充分证明了新兴大国走的是融入式崛起的道路。

第二种方法可称为孤立式崛起。所谓孤立式崛起，是指一国将自身的发展孤立于国际社会的整体发展之外，寻求一种独特的区别于主流国际体系的崛起。孤立式崛起的典型是美国的崛起。

美国独立之后，深感于欧洲旧大陆政治的“肮脏”和国内政治斗争的复杂，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确立了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即美国不与任何国家（主要为欧洲列强）结盟，不卷入列强纷争，完全独立地处理自身的国际事务。孤立主义的精髓是：“我们是为我们自己行动，不是为别人而行动的”。[8]需要指出的是，外交政策上的孤立主义绝不意味着经济政策上的孤立主义。在华盛顿《告别词》之后施行的政策、杰斐逊为了维持欧洲均势以避免殃及美国而施行的政策以及在美洲大陆扩张为核心的“门罗主义”政策都汇集在一点：孤立主义。但是，这只是一种相对的孤立主义，即只是地理上的孤立，绝非经济上的孤立主义。[9]就经济性崛起而言，美国孤立主义政策的要旨在于，充分利用当时国际体系中各方的相互竞争甚至冲突所提供的重要机遇，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全面扩张。例如，就在美国独立后不久，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爆发并持续了20余年。这一场战争将欧洲大陆主要国家都牵扯其中，并耗尽了英法两国的精力。而美国则通过中立大获战争好处：1792年，美国运输商挣了约740万美元；到1796年，货运收入上升了几乎3倍，达2100万美元；货运收入最终在1807年达到顶峰，为4210万美元。[10]尽管有所曲折，但美国总体上避免了介入欧洲政治而专心致志于实现自身的经济性崛起。这样，在独立后的短短不足百年时间，美国的国力便超过英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更是实现了经济的全面崛起。此后，美国继续有效利用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创造的机遇，最终实现了自身的全面崛起。

第三种方法是相对复杂的进取式崛起。所谓进取式崛起是指一国实现经济性崛起的环境并不理想，无论是融入式崛起还是孤立式崛起都难以奏效，只能通过隐忍、纵横捭阖等策略努力营造一种有利于自身崛起的国际环境。进取式崛起的典型案例是1871年独立后在俾斯麦大战略指导下的德国。

1871年德国实现统一，立即引起了欧洲大陆各国和英国的警惕。一个统一并可能是强大的德国出现在欧洲心脏地带，对整个欧洲地缘政治的影响再明显不过。俾斯麦很清楚地知道，德国并未真正崛起。要实现德国的全面崛起，根本上需要防止一个反德联盟的形成和出现，其核心是避免英国与俄罗斯的联盟。基于上述考虑，俾斯麦提出了一项再保证大战略，旨在缓解欧洲对持续的德国野心的担忧。首先，他希望通过将英国对埃及的控制权和俄罗斯对黑海的控制权进行交换，以解决英俄紧张，这将有助于阻止一场未来更大的欧洲战争。但俾斯麦并不希望英俄达成全面和解，那同样于德国崛起不利。其次，俾斯麦试图吸引所有欧洲大国与德国发展更密切的关系。俾斯麦知道，对德国的长期渴望来说，使其不招致其他欧洲国家的立即反对非常重要，而在德国连续获胜并实现统一之后这很困难。简而言之，俾斯麦期望能操纵整个欧洲政治局势，允许德国保持在欧洲外交中心而不受反对：“（我头脑中的图画）并非获得领土，而是整个政治局势，在其中除法国外的所有强国都需要我们，进而通过其相互关系尽可能地阻止反对我们的联盟。”[11]最终，通过在欧洲各国间扮演“诚实的掮客”，俾斯麦通过各种复杂的安排使德国成为欧洲政治的核心。尽管这一战略因过于复杂而使后人难以操作，但它的确为德国带来了至少20年甚至更长的实现体系内经济性崛起的战略机遇期。的确，在1871年统一时，德国的国力只有英国的60%多，而俾斯麦下台时这一数字已经上升为80%，而到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更是达到近110%。[12]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大国的物质性或经济性崛起几乎都是在不对抗既存主流国际体系的情况下实现的，历史上几乎没有相反的案例出现。但上述三种体系内崛起的方法事实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战略缺陷，即对外部环境相当敏感，或根本上取决于霸权国家对崛起国的基本态度。[13]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大国和平崛起的罕见，同时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持怀疑态度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