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现体系内全面崛起的四步走战略（5）

最后，中国应稳步发展崛起的保障机制或追求稳打稳扎的制度性和军事性崛起。

当前中国崛起面临的重要尴尬之一是，伴随中国经济性崛起而来的“水涨船高”式军事能力发展，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周边甚至更大的国际社会的不安和警惕，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中国周边地区“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二元结构。中国的军事能力提升如何建构其国际合法性甚至某种特权，至少目标需要强调其公共产品提供功能，可从国内和国际两个角度分析。就其国内功能而言，中国需要强调其军事能力的核心功能是防御性地保卫中国的国家利益。需要指出的是，考虑到战争性质和目的的演变，军队传统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正演变为一个基础性功能，而更多的延伸性和服务性功能正快速发展，如救灾、国内反恐、保护和促进经济发展、维护中国海外合法权益等。就其国际功能而言，中国需要重点强调并进一步发展其军事能力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功能。尽管中国目前已经参与了诸多为国际社会提供安全类公共产品的活动，特别是如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打击恐怖主义、参与国际反海盗努力以及2012年由中国所发起的“中非和平与安全合作伙伴倡议”为非洲的和平与安全能力提升提供帮助等，但很大程度上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安全类公共产品的能力和空间都相当有限。

中国当前在国际机制体制中的参与也不够理想，特别是西方总体上对此持怀疑态度。因此，中国目前不宜过于积极地追求建立各种维持中国崛起可持续性的国际机制体制，而应依托前述的“三位一体”道德理念，将自身与广大的南方发展中国家相联系，争取最大多数的支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术语本身的经济性质和中国必然在不久的将来从经济上跨越发展中国家门槛，因此中国的国家身份似应考虑围绕“国际体系中的南方大国”重新予以界定。与发展中国家身份相比，这一新的身份定位有三重优势：第一，无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中国都将始终是国际社会的积极一员、普通一员，是国际体系的平等参与者、有力维护者和积极建设者；第二，尽管将来可能从经济指标上看脱离发展中国家阵营，中国仍可因其类似其余南方国家的历史经历、价值判断、政治取向等而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第三，中国将通过参与、创建一系列的南方国家多边外交网络，形成以金砖国家为核心，二十国集团居间，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等为外围的南国家合作网络，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一道共同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围绕这一身份定位而来的国际制机制建构努力，可最大限度地拓展中国崛起的道德支撑，同时尽可能缓解西方或现有霸权国家对中国的怀疑和打压。

综上所述，基于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和中国崛起的特殊性和时代性，中国实现体系内全面崛起的战略目标可采取一种“四步走”战略：首先，中国的经济性崛起仍在进行之中，继续遵循“发展才是硬道理”、为崛起提供更为强大的物质性前提仍为重中之重，但新形势要求中国应有机结合三种经济性崛起方式；其次，随着经济性崛起日益向着更高水平发展，中国目前的战略重心或许应当逐渐向道德性崛起转变，利义结合、义高于利、大国诚信和大国责任等应得到更大程度重视，其核心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三位一体”道德体系建构；最后，鉴于世界历史潮流的未来发展，中国可考虑将追求体系内的制度性崛起置于军事性崛起之前，且应遵从道德性崛起的总体要求。当然，这四个方面的发展未必完全同步，但需要基于历史经验，密切关注现实发展，及时调整战略部署，避免这四个方面的发展重大地违背来自历史经验和中国崛起特殊性和时代性的一般性启示。特别是，如果军事能力的发展与道德支撑的寻求出现相互脱节时，有必要适度放缓发展军事能力的步伐，加速夯实崛起的道德支撑，及时实现大国体系内全面崛起的四要素的内在平衡，使军事性崛起与制度性崛起总体上服从和服务于道德性崛起，从而保证崛起不被认为是“威胁性”的，保证崛起不是“跛脚”的。

注释：

[1]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6-148页。

[2]有关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和警觉的讨论相当多，理论上的分析当属进攻性现实主义所预言的“大国政治的悲剧”，而更多的预言则是由“权势转移论”而来的中美霸权争夺的悲观预期。可参见[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张春：《管理中美权势转移：历史经验与创新思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第74-90页。

[3]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莫斯科，2013年3月23日，外交部网站，2013年3月24日，，登录时间：2013年3月26日。

[4]物质性崛起所涵盖的范围远超出经济性崛起，前者可能还包括如科技甚至下文所要讨论的军事性崛起。因此本节讨论尽管主要使用“经济性崛起”一语，但事实上包含对除军事性崛起外的其他物质层面的崛起的思考。

[5]杨洁勉：《新兴大国群体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战略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6期，第10-12页。

[6]Andrew Cooper,Richard Higgott and Kim Nossal,Relocating Middle Powers:Australia and Canada in a Changing World Order,Vancouver,BC: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93,pp.20-21.

[7]有关非西方反西方所使用的理念和手段根本上都来自西方的讨论，可参见[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张广勇、张宇宏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5章。

[8]有关华盛顿告别演说背后的政治斗争的论述，可参见[美]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袁胜育、郭学堂、葛腾飞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3-146页；[法]夏尔—菲利普·戴维、路易·巴尔塔扎、于斯丹·瓦伊斯：《美国对外政策：基础、主体与形成》，钟震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4-56页。

[9][法]戴维、巴尔塔扎、瓦伊斯：《美国对外政策》，第56页。

[10][美]杰里米·阿塔克、彼得·帕塞尔：《新美国经济史：从殖民地时期到1940年》（第2版），罗涛等译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121页。

[11]W.N.Coveney and Dorothy K.Medlicott,Bismarck and Europe,London:St.Martin""""s Press,1972,p.103.

[12]Angus Maddison,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GDP and Per Capita GDP,1-2008AD,http://www.ggdc.net/MADDISON/oriindex.htm,accessed on January 15,2014.

[13]张春：《权势和平转移与中国对美战略选择》，载《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3期，第67-68页。

[14]Maddison,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GDP and Per Capita GDP,1-2008AD.

[15][美]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钱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360页。

[16][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年—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王保存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53-54页。

[17]丁一平等主编：《世界海军史》，北京：海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187页。

[18]事实上，在路易十四继位之前，法国军队人数只有3万人。[美]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104页。

[19]赵丕、李效东主编：《大国崛起与国这有安全战略选择》，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20]潘亚玲：《应对霸权衰落：美国中长期战略前瞻》，载《美国研究》，2013年第2期，第48-49页。

[21][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413-417页。

[22][美]科佩尔·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与文化》（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90页。

[23]有关大国崛起与霸权战争的周期性发生，可参见G.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London:Macmillan,1988;G.Modelski and S.Modelski,eds.,Documenting Global Leadership,London:Macmillan,1988。

[24]赵可金：《理论驱动与大国崛起——美国的经验》，载《国际展望》，2013年第6期，第59-64页。

[25]有关拿破仑法国创建以战养战方式延续帝国霸权的努力，可参见时殷弘：《战争的革新及其国际政治意义——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第53-60页。

[26]有关成功的崛起大国在道德价值观念方面的创新的系统论述，可参见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Modelski and Modelski,eds.,Documenting Global Leadership。

[27]有关正义战争的理论及其发展，可参见Michael Walzer,Just and Unjust Wars: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New York:Basic Books,1977。

[28]有关战争性质的演变，可参见潘亚玲、张春：《战争的演变：从寻求生存必需到维护生存质量》，载《国际论坛》，2002年第4期，第14-21页。

[29][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3页。

[30]转引自[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王琛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66页。

[31]John A.Vasquez,ed.,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3rd edition,New Jersey:Prentice-Hall,Inc.,1986,p.15.

[32][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王琛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0-41页。

[33]同上，第40页。

[34][美]基辛格：《大外交》，第342页。

[35]Andrew J.Bacevich,The Limits of Power:The End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09,p.76.

[36]相关讨论可参见[美]道格拉斯·洛西科夫：《当下的冲击》，孙浩、赵晖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3章。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也对此有过类似探讨，他称之为“脱域”机制，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5页。

[37][委内瑞拉]莫伊塞斯·纳伊姆：《权力的终结：权力正在失去，世界如何运转》，王吉美、牛晓萌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特别是第五章“国家政治中的权力衰退”。

[38]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43页。

[39]《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新华网，2013年10月25日，，登录时间：2013年10月27日。

[40]即“坚持共同发展的大方向，结成亚洲利益共同体”、“构建融合发展的大格局，形成亚洲命运共同体”、“维护和平发展的大环境，打造亚洲责任共同体”，参见李克强：《共同开创亚洲发展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外交部网站，2014年4月10日，，登录时间：2014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