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现体系内全面崛起的四步走战略（4）

四、中国崛起的路径选择

尽管并不明确，但大国崛起的成败经验和历史探索的确为中国实现体系内全面崛起的路径选择提供了某种参考。笔者认为，中国实现体系内全面崛起应大致遵循一个四步走战略：首先实现体系内的经济性崛起，然后是通过引领世界历史潮流而实现道德性崛起，最后才是发展军事能力及寻求国际地位的制度性保障，即实现军事性崛起和制度性崛起。这一四步走战略存在一个大致的先后次序，即经济性崛起是实现中国崛起的物质前提，因此往往是第一位的；而道德性崛起是中国崛起的基本道德支撑，是中国物质能力转化为战略、安全、思想和制度能力的保障，因而很大程度上应当先于强制能力或约束能力的发展；作为强制能力，军事性崛起是中国全面崛起的标志；而作为约束性能力，制度性崛起可与军事性崛起一起为中国可持续性地崛起提供保障。在军事性崛起和制度性崛起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先后次序，二者可同时追求，但总体上应在得到道德支撑的情况才可更为积极和进取地予以追求。

确立这一四步走战略的合理性不仅来自于大国崛起的历史启示，更在于当前中国崛起的特殊性和时代性。一方面，中国并非首次崛起，而是经历长达近两个世纪的衰退之后的伟大复兴。另一方面，与既有的大国崛起相比，中国当前崛起的国际体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当属两个方面。一是在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出现的“时空压缩”效应，其后果不光是传统线性叙事结构的崩溃，更有将过去和未来全部压缩在当下的长期战略视野丧失。[36]二是与前一点密切相关的“权力终结”效应，即权力在现时代越来越难以获得，同时维持或保有此等权力的难度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短。[37]这样，中华民族今天的伟大复兴，必然要求中国既要汲取中华民族兴衰的经验教训，也要汲取其他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还要考虑新的时代背景所提出的崭新要求。

首先，中国应继续夯实崛起的物质前提或追求可持续的经济性崛起。与历史上的大国崛起不同，中国当前的崛起不光是因一个伟大国家的再次复兴而引人注目，更因为“当下的冲击”导致的“时空压缩”感远远放大了中国崛起的可能冲击。因此，中国的物质性崛起或更狭隘的经济性崛起必须同时结合历史上大国崛起的三种路径：中国仍须坚持迄今为止总体成功的融入式崛起，坚定自身作为体系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的角色；中国仍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某种程度上保持一种孤立式崛起的气质而未必是孤立政策，这于道德性崛起或许有潜在重大意义；中国也须坚持进取式崛起方法，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当前的崛起更多被放到显微镜下和镁光灯前加以考察。

其次，中国大力建构崛起的道德支撑或追求全面的道德性崛起。自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上任以来，一种新型的中国与世界共享命运的道德理念体系正在形成，并具备了成为下一代国际关系核心价值观的潜力。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38]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中国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39]2014年4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进一步提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三位一体”思想。[40]借鉴美国实现道德性崛起的历程，中国的道德性崛起完全可以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一“三位一体”为核心，通过责任共同体将位于现实主义一端的利益共同体和位于理想主义一端的命运共同体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