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现体系内全面崛起的四步走战略（3）

三、大国崛起的道德维度

上表1同样显示出大国崛起的另一重要维度，即约瑟夫·奈所称的软实力。但笔者认为，更为精确的提法或许应当是“道德”。事实上，无论是经济性、军事性还是制度性崛起单个地还是加总在一起，都未必能确保大国崛起的可持续性。在经济性、军事性和制度性崛起与大国的战略性、思想性影响之间，存在一个转换的环节；而保证这一转换过程得以成功的，是大国的软实力或更准确的道德号召力。换句话说，大国崛起要实现全面性和可持续性，就必须要有坚实的道德性支撑；考虑到军事性和制度性崛起更多是保障性质，因此道德性崛起的最佳时期应是在经济性崛起之后、军事性和制度性崛起之前。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大国唯有占领了道德高地，才能使自身的物质能力的转换和使用得到普遍接受，特别是经济实力可成功地转换为战略和思想影响力，军事能力可“师出有名”且为人接受地加以使用。相反，如果没有垄断或至少与现有霸权国家分享道德权威，在实现道德性崛起之前追求军事性崛起，很大程度上会使崛起大国成为既有国际体系的挑战者，进而遭到既有体系的阻击甚至导致既有经济性崛起成果因此消失，最终导致崛起失败。

实现道德性崛起的核心，就是要准确地判断世界潮流并提出能触及人类心灵深处最敏感神经的口号以指引外交政策。回顾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历程，几乎所有成功的大国崛起都把握甚至引领了当时的历史潮流，作出了能得到当时背景下尽可能多地接受的重大创新。例如，葡萄牙崛起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其在大西洋和印度洋的航海探险、洲际贸易联系和第一个全球性体系的建立等有关；而荷兰则开启了以公海自由为标志的更加开放和广泛的全球体系，并创建了一个全球新教精英网络；继荷兰之后英国的成功则基于现代宪政制度、现代国家财政制度、自由贸易体系等的创建；美国一方面继承了英国以人类追求财富或更好生活的基本信仰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并予以拓展，另一方面提出了深刻地把握有关人类发展特别是人类自由的主题的威尔逊主义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论。[26]相比之下，失败的大国崛起，基本上都源于没有准确把握世界历史的潮流。特别是，德国和日本都明显体现为错误地将正走向下坡路的殖民主义和领土扩张当做正在崛起或至少仍将持续相当长时期的世界潮流，进而错误地发动战争以追求“阳光下的地带”，因此其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即便历史可以重写，鉴于其对世界历史潮流的基本判断是错误的，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的结局也是注定的，差异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需要指出的是，如同制度维度一样，大国崛起的道德维度也是种相对较新的要素。回顾大国崛起的历史，早期的大国崛起往往只需要具备经济性和军事性崛起即可取得成功。但逐渐地，制度性和道德性维度被添加进来。这可非常明显地从军事实力的使用与道德权威的结合的历史发展中看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对力量使用的概念相当明确：大国或拥有军事武力的国家都认为“实力就是权力”（might is right），大国对于小国仅有的选择即道德呼吁往往不屑一顾，其典型体现便是雅典人与弥罗斯人的辩论。但随着人类国际生活的发展，武力使用被添加了越来越多的道德限制。从一开始近乎无所节制的战争——包括目的和手段使用两方面，到宗教神学对“正义战争”的强调，再到以意识形态为战争贴上合法性标签，直到今天战争或军事手段必须在符合一系列的条件下才能使用；[27]这可简单地总结为“战争的道德化”发展。与此同时，战争背后的逻辑演变还有另一主线，即从寻求生存必需品到维护特定的生存质量的发展。[28]可以认为，国家力量的单一使用已经非常罕见——如果不说已然消失的话。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会将硬实力与软实力，特别是抢占道德高地当做重中之重。也正是由于这种国家权力使用的道德性限制的增多，才使得诸如软实力、巧实力等打开权力“黑箱”的努力得以被接受并普及。

随着“战争的道德化”发展，军事性崛起越来越需要有道德高地的支持。例如，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前的崛起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其所宣称的道德口号更多是当时似乎仍如日中天、但事后看事实上已开始走下坡路的殖民主义时代的产物。而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在实现军事性崛起之前都不仅具备了相应的经济性崛起基础，更占据了强大的道德高地。下文以美国对传统均势原则的挑战为例，考察其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实现经济性崛起到二战后实现军事性崛起期间的道德性崛起努力，并考察更为一般性的道德性崛起与军事性崛起的相互关系。

大约从1870年至1914年，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道德价值观非常具体地体现为竞争性的均势安排。在这一理念主导下，寻求并推行控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海陆据点、运输通道、物资产地和缓冲地带，普遍被奉为至高无上的国策。由于其孤立式经济性崛起和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美国所代表的并在美洲逐渐推广的价值体系明显格格不入。是接受均势原则还是提出更具道德感的新原则，既是一个相当现实的问题，又是一个事关美国长期可持续性地崛起的重大战略问题。对此，美国三任总统作出了不同的回答。

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总统认为，美国应接受均势逻辑，他认为美国参与国际事务是基于国家利益需要，没有美国参与的全球均势简直无法想象。尽管他对美国例外论笃信不疑，但他认为除去不介入的利益之外，美国还有真正的外交政策利益存在。老罗斯福的前提是，美国跟其他强国没有两样，她不是独一无二的道德化身。若美国的利益与他国相抵触，她有义务凭借本身的实力取得优势。他并不相信仅靠实践公民道德，美国便能够维护和平或实现其命运。[29]正如美国《时代》杂志在1958年纪念他百岁寿辰的封面文章中所说，他运用“一种新型的力量——威慑”以追求美国的国家利益。[30]老罗斯福希望，通过参与并为一个革命频仍、战火纷飞的世界而缔造出均势体系，可以维持健康的、循序渐进的国际体制。可以认为，老罗斯福并不认为美国需要道德性崛起，相反接受现行均势逻辑能让美国迅速发挥更大国际角色。对充满道德幻觉的美国人来说，老罗斯福的构想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伍德罗·威尔逊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试图提出一个全新的道德体系来替代均势逻辑。威尔逊总统“十四点”演说中指出，美国参战的目的是“在世界生活中确认正义与和平的原则，反对自私和专制的强权，是在世界真正自由和自治的民族中间确立目的和行动的一种协调，它将从此确保这些原则得到遵守”。[31]可以认为，美国参与一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场战争的性质，使其不再是野心勃勃的列强相互争夺权势的传统争霸战，而成为一场十字军的东征、一场“确保民主在全世界通行无阻的战争”。美国不应当对帮助欧洲恢复战前现状感兴趣，它不是为了这种旧日的过时目标而战，更迫切在于为重塑未来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并为之带来真正的变革。[32]由于美国强大的军事和经济资源，威尔逊总统的意识形态攻势得以“成为指导交战国各方追求与制定和平的官方原则”。[33]这样，在均势逻辑仍占据主导甚至被认为仍如日中天之际，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事实上为美国抢占了未来国际关系的道德高地。

当然，威尔逊的失败更加明显，真正将道德高地与权力政治有机结合起来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通过将其祖父的均势外交与威尔逊的理想主义相结合，罗斯福既确立了美国崛起的道德权威，同时又找到了切实可行的战略手段。“罗斯福的手法不一而足，在谈到目标时十分崇高，在战术上却迂回曲折，在提出问题时相当明确，对个别事件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就比较含混其词。他的许多举动都走在宪法的边缘。当代总统当中没有人能用他的方法而仍能保住职位的。但罗斯福清楚地看到美国的安全空间在缩减中，而轴心国若获胜，美国将无安全可言。最重要的是，他发现美国历来所拥护的价值观都被希特勒恨之入骨。”[34]可以认为，正是这种道德高地，确保了盟军的最后胜利和美国的全面崛起，也使盟军可合理要求轴心国“无条件投降”。

回顾美国从经济性崛起到军事性崛起的历程，可以发现美国在这约半个世纪里的最主要努力事实上在追求其道德性崛起。尽管美国从建国之初便自封了其道德优越地位，但这一国内共识如何转化成为国际道德权威，并能与国际现实有机结合，仍经历了重大的反复。一旦国际道德权威得以确立，美国作为世界中“确保善的力量而行使恶的手段来维护和促进善”便是合理的，进而诸如贿赂外国官员、暗杀外国元首、推翻外国政府、实施军事干涉等都成为合法的了。[35]换句话说，拥有国际道德高地可赋予相应的大国垄断合法使用国际非道德力量的特权，如同国家垄断在国内的暴力合法使用权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