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方文化视野中的北京形象 （3）

除使团成员外，当时来华的西人只能在广州沿海居住和贸易。因此，在他们的游记中，经常表现出对“天城”的向往之情，希冀一睹传说中的帝都风采，毕竟过去梦幻般的叙述深深影响着他们。在这一时期，葡萄牙人费尔南·门德斯·平托曾到北京游历。他的《游记》（1576年）在当时的影响堪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相比，迄今译本已达170多种，人们更多把它看成是一部融真实与想象于一体的小说。平托认为“无论从规模、文明程度、富裕水平和财富来看，还是从其他值得提及的各个方面来讲，北京城都堪称世界都市之都”。在结尾，他总结道：“我们不能把北京想象成是罗马、威尼斯、巴黎、伦敦、塞维利亚、里斯本，或是欧洲众多名城中的任何一个……然而我敢断言，所有这些城市都无法与大北京最细微的东西相比，更难与北京各方面的宏大规模与气势相提并论，诸如雄伟壮观的建筑，用之不竭的财富，极其充沛的各种必需品，难以计数的人口、交易、船只、司法情况，国家的治理，宫廷的平稳等。”众所周知，乌托邦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健全而人性化的司法制度。平托虽是作为囚犯从南京押解到北京的，但依然赞美北京完美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严明的司法制度，这证明“天城”在其心目中的乌托邦色彩是何等浓重。

耶稣会士眼中的“希望之城”：老城和新城的街道都挤满了人

尽管北京严格管制西方人的活动，但作为东方大国的首都，它始终吸引着大批传教士的进入。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欧洲人所知北京的情况，主要来自意大利、比利时、德国、法国的耶稣会士报告。许多学者型的耶稣会士不仅通晓汉语，也熟悉中国传统习俗，并赢得了中国皇帝和官员的信任。由于国家在修历、造炮、外交和为皇室服务方面的需要，作为中华帝国政治、文化中心和最高统治者皇帝居住地的北京，成为西方传教士施展其各方面才华的最佳场所。入禁城心脏的耶稣会士向欧洲发回了大量书信和报告，这些书信不仅作为耶稣会的内部通讯，还要对其他修会以及广大世俗社会公布。它逐渐揭开了罩在“东方帝都”上的神秘面纱。此时，历史文化精神和道德秩序逐渐渗入帝都形象，作为圣哲文化与贤明统治的重要代表，它开始扮演西方精英文化中的城市理想，很多人甚至认为中华帝国京都的管理可以作为欧洲城市管理的范型。

意大利人利玛窦是第一位到达北京的耶稣会士。虽然，他传播给欧洲的并不全是对帝都的赞誉。譬如他认为：“北京城的规模、城中房屋的规划、公共建筑的结构及城防沟垒，都远逊于南京。”但这并不影响后来耶稣会士对北京愈来愈多的赞誉之词。

在耶稣会士的笔下，西方人终于得以看到北京较清晰的面貌。其中，描写最为详细的当属1668年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出版的《中国新史》。安文思于1648年入京，一住29年。该书用五个章节介绍“北京之宏伟”。北京的内城被称作“满人城”，外城被称作“汉人城”，在内城之内还有皇城和紫禁城。紫禁城内是皇宫，其体量之大俨然是一座城市，红墙黄顶，气度非凡，置身于其中便自觉渺小。“老城和新城的街道都挤满了人，大街小巷、边远角落和中心地方都一样。到处都是人群，除欧洲的市集和游行外简直没有可以与之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