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方文化视野中的北京形象 （6）

最能体现西方人对北京建筑文化迷恋的著作当属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1924年）。它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作为历史文本来解读，极力去诠释那些灌注在砖石中的中国文化思想：“当你渐渐熟悉这座大城市以后，就会觉得这些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广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

古城北京对西方作家的感召力甚至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4年，瑞士德语作家弗里施发表小说《彬或北京之旅》，表现了希望来北京生活的主题，其中“抽象的我留在了欧洲，具体的我则到了北京”。北京在此处“成了战时人们向往和平安宁的象征”。作品中对蓝色的渲染，如“蓝色的幸福”、“蓝色的水手”、“浅蓝色的清凉”等，更增加了北京浪漫而又略带忧伤的神秘色彩。这种神秘早在20世纪初西方作家对帝都的描摹中便已开始出现，半个世纪后，北京仍然是欧洲人心中那个美好神秘、未被西方文明侵蚀过的原始天堂，在那里，可以找回纯洁和谐的自我。而这也正是作家让“彬”——那个“具体之我”到北京旅行的真正动机。

东方帝都的形象变幻，是西方人内心空间的隐喻

每一座城市都会提供颇具深意的多维度空间，为诸色“读者”提供多角度诠释的机会。总之，在不同时代观念背景下，东方帝都形象是西方文化在世界观念视域下认同或否定自我而构筑的“文化他者”。在马可·波罗时代，汗八里被视为人间的黄金天堂，中世纪晚期的世俗欲望在大汗的财富中得到传奇般映现。新航路的开辟带来了东方帝都的新消息，中华帝国的神话托起了更具神秘色彩的“天城”。此后，一批批基督徒为了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这个“希望之城”，进行了持久而不懈的努力。各种类型的文本在西方塑造出一个贤君圣城的典范。然而当启蒙大潮退去，许多叙述却暗含着猎奇和殖民的讽刺意味，晚清的京师已经沦为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巴比伦”，并逐渐退化成黑暗东方的堕落中心。清朝灭亡后，北京依然保存着梦幻般的古都余韵。因世界大战而迷惘的西方精英人士纷纷来到这里，试图寻求失落的精神家园。与此相呼应，此时文本中的北京则成为西方作家内心空间的隐喻。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本版图片均选自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东方帝都：西方文化视野中的北京形象》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