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方文化视野中的北京形象 （4）

西方使团的另一种声音和贬抑之辞：北京根本无法媲美巴黎、罗马、里斯本

在整个18世纪，一直回响着对中国批判的少数派声音，主要针对中国的专制、奴役、封闭与停滞。作为首都的北京，自然也出现了不少贬抑之辞。

最早的荷兰使团就曾对北京的某些方面留下了不良印象。165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特使约翰·纽霍夫前往北京谒见清朝顺治皇帝，试图叩开中华帝国的贸易大门，然而这次历时两年的旅途最终却功亏一篑。1665年，纽霍夫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一本附有一百多幅插图的游记——《从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往鞑靼国谒见中国皇帝的外交使团》，此书在当时流传广泛，影响极大。插图中的北京城壮丽宛如仙境。在盛赞之后，他也毫不留情地批判北京糟糕的饮食：在礼部的招待宴会上，肉看起来又黑又脏，让人忍不住怀疑到底是什么东西。有些官员压根没有餐具或盘子，而是直接就着他们面前的菜盘吃。更有甚者，一位高级官员还问荷兰使节是否想将剩菜打包带回，当得到否定的答复后，翻译立刻将使节桌上的残羹冷炙包卷一空带回家，“在此过程中散发出一股令人闻之欲呕的可怕气味”。整体而言，北京根本无法媲美巴黎、罗马、里斯本，气候更是令人难以忍受，特别是遇到坏天气，而北京的风沙更是个历史问题。

十八世纪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对北京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攻击，在《鲁宾逊漂流记续编》里，鲁宾逊来到了中国。作者花很少的笔墨来描写主人公在北京的行踪，只用简单的几句话就打发了：“我不知道这地方有任何事情会叫我高兴或难过，一点也不会”，“这个城市与欧洲开明城市比较而言，搞得很糟”。过去的西方旅行家来到北京，无不赞叹“北京的城墙远比欧洲城市的城墙雄伟”，可在鲁宾逊眼中，这种建筑没有任何用处，就连长城也只不过是一座大而无当的建筑：用两个连的坑道兵就能在十天内弄垮这城墙；或者彻底把它炸飞，连痕迹也不留。笛福之所以将北京和中国贬抑至此，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作为一个信奉英国国教者，肯定不愿意相信天主教耶稣会士对中国的赞美，故反其道而行之；同时，笛福及其笔下的鲁宾逊代表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那种旺盛而自信的精神，这决定其不屑欣赏古远而与英国资产阶级眼下利益无关的东西。这一变化也预示着一个世纪以后，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日益泛滥。

“东方巴比伦”：远没有未到之前想象的那么美好

从19世纪开始，北京在西方成了贬值的东方偶像，鄙夷与批评之声纷至沓来。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不是北京的现实，而是西方文化精神与中西贸易、政治、军事关系方面的变故。耶稣会士因“礼仪之争”在北京遭受迫害，他们不再一味颂扬那片“宁静和谐、公正有序的王道乐土”，责难之声不绝于耳，北京从此失去了它在欧洲最有力的赞美者；在中国做买卖不顺利的欧洲商人充满怨恨的报告，也逐渐改变了北京的形象；北京的衰落对比欧洲城市文明的进步，他们有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优越感。促成重大反差的导火索便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这支由400多人组成的庞大使团，整整耗费两年时间（1792年-1794年）却无功而返。作为大英帝国的子民，他们虽然承认“整个北京约比现在扩建的伦敦大三分之一”，但“假如一个中国人观光了英国的首都之后做一个公正的判断，他将会认为，无论从商店、桥梁、广场和公共建筑的规模和国家财富的象征来比较，大不列颠的首都伦敦是超过北京的”。“除了皇宫以外，远没有未到之前想象的那么美好”。由此可见，北京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开始滑坡，大不如以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