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方文化视野中的北京形象 （5）

清政府“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引发了包括跪见礼仪在内的一系列冲突，英国使团最后被冷眼相待，甚至到了被驱逐的边缘。在北京居留期间，马戛尔尼一行人深受冬季寒冷的折磨。“北京到了严冬季节，日间温度永远在零度以下，夜间一般是零下二十几度”。几个使团成员因不适应气候而病倒。再加上外交上的失败，他们自嘲道：“我们如同乞丐一般地进入北京，如同囚犯一般地居住在那里，如同贼寇一般地离开那里。”这也证明了前人关于中国朝廷款待来使的大方说法，是何等的天真而又不符实际。

鸦片战争以后，描写北京的作品大量涌现。西方对北京的态度由喜好到厌恶，由崇敬到诋毁，由好奇到蔑视。较为公允的批判性评价可以通过《泰晤士报》驻京20多年（1897年-1918年）的记者莫理循的报道中读到：“北京是座‘充满神奇而又破烂肮脏的城市’。城墙拱卫着的城池内是红墙黄瓦的皇城。皇城里又有红墙围着的紫禁城。紫禁城里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美不胜收，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南海。任何人未经批准擅自通过紫禁城的任何一道门，要受鞭刑100下；误闯任何一座宫殿，都要被处绞刑。北京城的城墙有雉堞状的胸墙，是欧洲人散步的好场所，因为你可以远离狭窄街道的尘土。北京城里除使馆区外，到处都没有卫生设施。街道都没铺路面，走起路来尘土飞扬，烂泥没到踝部。”莫理循曾居住在王府井大街路西一所四合院里，由于他的名气，这条著名的商业街曾一度被称做“莫理循大街”。他对北京的批评是比较中肯的。

“天堂之城”：北京的房屋精致得无以形容

20世纪前半期的北京似乎成了外国人的“天堂之城”，一大批西方人带着怀旧和猎奇心态对这段时期的北京大写特写。有趣的是，此时的帝都形象与中国的政治时局异常疏离。在风雨飘摇的清末，以及后来走马灯似的军阀混战中，西方文化中的北京形象却体现着“世外隐士”的韵味。

作为1928年以前中国政府的“首善之地”，北京成了一个典型的公使馆游乐场。西方使节生活在与整个北京城“格格不入”的“外交官的山中城堡”（使馆区）中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此时的西方作家异常留恋北京这座美丽的古都。其中一些人，已经培养出对北京历史文化某些方面的兴趣，后来还成为优秀的汉学家。此时来北京的还有收藏家、漫游作家、新闻工作者等，他们中大多数人对军阀接二连三的移进迁出漠不关心，其思绪激荡在历史古迹（庙宇、城墙、宫殿等）和艺术品中。在北京的西人以不同的方式享受着北京生活中特有的东方魅力。

此时对北京的盛赞是主流趋势，如美国作家C·P·菲茨杰拉德的长篇小说《中国的涨潮》中，一位住在北京的法国老侨民认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城市：巴黎和北京”。关于北京的城市环境，两位著名英国作家有着亲身体验。英国作家迪金森曾于1913年来访北京。6月8日，留居北京的迪金森给E·M·福斯特写信说：北京虽然比较脏，“到处是泥塘水泊，即使乘人力车也是不可能的”，但“北京的房屋精致得无以形容”，“环游北京，真仿佛置身于意大利一般”。1919年，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游历了四个月，途经北京等地，陆续发表一系列涉及中国的作品，如戏剧《苏伊士之东》、散文集《在中国屏风上》等。毛姆来中国最想寻觅的是帝都昔日的荣光，而全然不顾当时中国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现实。他笔下的北京是神秘的地方，百姓优雅，风度翩翩，一条商店鳞次栉比的狭窄街道：“许多木雕铺面都有它们精美的格状结构，金碧辉煌。那些精刻细镂的雕花，呈现出一种特有的衰落的豪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