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招远血案”令人警醒（3）

“5.28”招远血案的定性问题

招远凶案震惊国人，公安机关已将6凶徒抓捕归案，当地检察机关亦已提前介入，我们可以相信，行凶疑犯将逃不脱法律的严惩。

但是，对于这个案件的定性，坊间不无疑惑。一开始，当地公安公布案情时，称血案引发是因“口角”而起，这样加害人就成为了“过失”行为，这当然与案情绝对不符；后来，因案件初审发现加害行凶者6人均为邪教组织成员，公安又称是邪教组识施暴致人死亡，而按目前《刑法》第三百条之规定：“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强奸罪；诈骗罪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的，分别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也就是说，涉邪教后只须判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网民便质疑案件定性“从轻”。现在，当地公安机关最终确定此案为故意杀人罪，检察机关亦将以此罪名批捕嫌犯，网民表示认可，故意杀人罪最高刑罚为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可处没收全部财产。当然，招远血案最后怎么判，那是法院的事，现在尚未进入审判程序，我们亦不能揣测。

招远血案刑责认定确有难点，我们不必责难警方，造成定性一波三折主要是适用法律的缺失，由此我想到国家在这方面的法律还很不完善。第一，目前招远血案以故意杀人罪定性，虽然也可以，但其实没有反映此案的本质，此案的本质是邪教成员为发展组织而在公开场合强迫无辜者就范（提供手机号），其性质带有政治目的性，或对国家安全构成危害，与一般的个体或群体（集团性）的非政治目的故意杀人犯罪相比，性质又更恶劣，社会危害也更大，但按目前《刑法》中有关邪教组织犯罪定性，却反而可以重罪轻定轻判，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刑法》第三百条定罪不当，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我认为应当制订专项的法律“反邪教法”，对邪教从法律上定性，对其罪行进行分级处罚。第二，从邪教嫌凶犯“全能神”成员张立冬在央视的那番杀气腾腾的对话中，他们可以把无辜老百姓称作“恶魔”、“邪灵”，称“目的就是打死她”，“他们不害怕法律”，因为“他们相信神”，打死了人还“感觉很好”，说明“全能神”邪教就是一个恐怖组织，还受境外“教主”指挥，所以，打击“全能神”邪教应纳入国家反恐战略。但我们国家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反恐怖活动法”，颠覆国家、威胁民众安全的政治性恐怖活动所犯罪行，还只能按《刑法》定性量刑，这是法律的又一缺失。

对带恐怖性质的政治邪教組织不可等闲视之，前些年取缔、打击了法轮功等邪教，人民是拥护的；现在，“全能神”之类的邪教又猖獗起来，其成员不仅能开车号尾数为“110”的豪车，而且据说已在许多省份建立组织，教徒达数百万，尤以河北无极县为最（据2014年6月2日《东方早报》），看来，在反邪教、反恐的紧迫形势下，我们的法制建设再也不能滞后了。

“招远血案”：“叫骂式反思”也该反思

“招远血案”告诉我们，恐惧中的失措与远离恐惧后的理性，都发轫于人性本能，我们要做的，不是对“旁观者”叫骂，而是学会应急技巧。

6月3日是“招远血案”死者头七。据报道，上午10点10分，死者丈夫、儿子等多名亲属来到事发麦当劳门前祭奠；多名目击者受访时在表达了难过与愧疚后，愿意出庭作证；还有疑为邪教信徒的妇女现场闹事被带走。

像所有热点新闻一样，“招远血案”在头七这个特殊时间节点上，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新闻性：凶手被批捕，家人还在悲伤，目击者们愿站出来作证，而网友们吊祭的吊祭，谴责的谴责。这些声音中，最让人心生感触的，是几位目击者在事发多日后的愧感—在远离了恐惧后，这样的“良心发现”，究竟有没有必要呢？

应看到，涉事目击者不约而同地选择用“愧疚”与“不安”来表达自己的心情。这既与远离恐惧威胁之后心情渐平的反思有关，也与舆论对他们的逼问有关。许多人认为，受害者的死，与周围的人不肯伸出援手的冷漠或怯懦有直接的因果关联。为此，他们对现场目击者抱以指责甚至谩骂。

其实这对目击者来说，未必公平。某种程度上讲，他们也是受害者。一场温馨的晚餐，被突如其来的凶残惊扰。目击者们还没来得及分清事情的原委，究竟是家庭纠纷还是庸常争执，惨剧就发生了。他们也不是无动于衷，在报警同时，还曾用言语震慑和阻止行凶者，并及时保留证据。对于未经过专业防暴训练，且没有明确完备的“正当防卫”法律条文支持和保护的人来说，他们未尝就没尽到本分。那些在屏幕后辱骂的人，做事后诸葛式的道德评判，固然能展示自己的正义感，但这理直吗？

任何脱离真实语境的臆想，都是无意义的。我们不可能奢求，现实都按照想象的剧情演绎。恐惧中的失措与远离恐惧后的理性，都发轫于人性本能，它确实需要在砥砺训练中，学会更自如地切换，如临危不惧、应对有序，但在具体情境下，许多事容不下假设。这也理应成社会反思的人文基点：很多时候，教会应急技巧，比动辄道德先行更有意义。

确实，每起悲剧都有可反思的空间。所有反思中，最该反思的，是我们何时才能形成理性看问题的习惯。事发后喧嚣的争议和互殴式的指责声，固然能带来道德快感，却无法换来原因探究和源头应对。谴责冷漠是应该的，但要分清冷漠和“欲救无术”的差别，要保有起码的人文常识，而不能只顾着制造情绪泡沫。遗憾的是，在网上仍有些对当事人包括目击者的喊打喊杀声，这让人忍不住心惊—它跟某些残忍的虐害，何尝不是同源同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