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比尔德（世界卫生组织老龄化和生命历程部主任、教授）
建设紧凑型多中心特大城市
为什么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长以及引发的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成为特大城市成长的烦恼？推动特大城市快速增长的有两只手：一是市场，一是政府，两只手都在推。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特大城市具有规模经济与集聚经济的优势，对人口与经济活动有强大的吸引力。东亚的特大城市，如日本的东京，韩国的首尔尤其如此。在中国等政府配置资源较多的国家，特大城市在获得政府配置的资源方面有较大优先权。
政府直接控制特大城市人口增长，短期内是有效的，但是从长期来看，人口越是不流动，特大城市与其他城市及农村地区的收入和发展机会差距越大，外来人口迁入的激励也就越大。当然，这样做也会影响特大城市的创新活力。所以，控制特大城市人口增长，我们要很好地平衡政府与市场两只手。
另一方面，减少特大城市成长的烦恼，还可以从空间布局上推动城市的宜居与可持续增长。首先，要推动紧凑型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实际上上海年税收超过亿元的“亿元楼”最集中的地段是淮海中路、南京西路和徐家汇等，都是非常紧凑的地方。日本在建设紧凑型城市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实际上，紧凑型城市有利于发展更便捷的公交，减少对私家车的依赖，交通反而不拥堵。如东京、香港等紧凑型城市现在都不拥堵。
其次，我们要建设多中心城市。如果一个特大城市只有一个中心，就容易发生拥堵，多中心就会好一些。例如上海与纽约、伦敦和墨西哥城相比，单中心的特征更加突出。所以我们要加强郊区新城的建设。要推动就业与居住空间的融合，中心城区要有更多的居住空间，郊区要有更多的就业空间，避免长距离上下班通勤。另外，要建设与完善上海中心城与各郊区新城之间的大容量快速轨道交通联系。
左学金（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可以做得更好
“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是哥伦比亚大学、清华大学和麦肯锡一起合作的一个项目。这个指标体系是4年以前开始的，我们的想法是通过更多的数据，用更科学的方法展开更多围绕城市的讨论。这个项目从2005年一直到2013年，目前有中国185个城市参加，有一线、二线城市，还包括一些县级市，覆盖的人口占到全国的40%。
这个数据库有23个指标，包括就业、医疗、教育等社会层面的指标，也包括空气污染、工业污染、废水处理等环境方面的指标，还有我们的投入，比如公共交通的投入、公共绿地等。
基于我们采集的数据，从2008年至2011年，中国这些城市在可持续性方面每年都在进步，平均是3%，幅度不大，但确实是在进步。从分项社会指标看，这个期间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覆盖率有很大的提高，经济方面也有很大的改进。
从这些数据当中我们发现，中国的发展模式在帮助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到某一个程度后就停止了，这个门槛大约是人均GDP1万元人民币。我们也看到其他一些轨迹拐点，比如说人口超过450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超过8000人之后，原先的规模经济效应就停滞了。目前有10%左右中国的城镇人口已经过了这个点，对他们而言需要新的模型。
另外还有两个指标，就是外国直接投资如果超过30亿美元，和流动人口超过总人口的30%，原来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也会失效。目前有五大城市已经跨越上述指标，这五个城市是深圳、上海、广州、北京和杭州，过了这个点之后需要新的模式，这就是现在面临的挑战。
对于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建议是：处于经济发展初期的城市更有大幅度提升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可能；要采用更加整合的战略。小城市和大城市必须合作，而不是非此即彼，在一个城市群当中，大小城市之间的合作既有利于大城市，也有利于小城市。
华强生（麦肯锡中国公司董事、“城市中国倡议”主席）
新型城镇化应更关注人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问题。我个人理解所谓新型城镇化，应有这样一些特征：
首先应该更加关注人，应该说过去城市建设当中对人的关注度是不够的，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包括户籍问题、农民工问题，也包括城市建设、城市规划，我们过多地去拓展土地，过多地关注建筑，而较少关注这个城市、空间、建筑里面所发生的行为。
第二，我们的城市建设过多地把立足点放在城市，而对农村、郊区关注是不够的。
第三，快速城镇化的进程当中，我们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历史环境的破坏都没有最近30年破坏更大，如果不及时扭转，很可能随着经济的增长，城市不断拓展，中国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会毁于一旦。
第四，我们的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一直是经济主导型的，现在还是这样，而我认为新型城镇化，应该更多转向提高城市市民生活品质为标准。
伍江（同济大学副校长、教授）
首尔如何医治都市病
韩国在196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和城市化非常快，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首都首尔以及周边地区。1960年代以来，首尔政府一直在控制首都区的人口增长，尝试了很多政策。
政府为了处理首都区域人口过度聚集，建立了人口导向的政策措施，将人口从首尔和首都区引导到外区。韩国调控城市的首位度（即最大城市与第二大城市人口规模之比），有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1964年我们开始控制人口，1982年发布了首都区调整和规划法案，根据这个法案，1984年做了一个首都区的管理规划，将首都区域划分为三个区，红色的就是人口聚集区，称为过度聚集控制区，必须控制这个区域内的人口增长。绿色是环境保护区，这个区的设置就是保护环境、淡水资源以及其他的自然资源。黄色区域是人口导入区，政府希望将红色区域的人口导向黄色区域，实施区内人口再规划。
其他一些调控法案包括新建商业楼宇、写字楼、工业区等都有数量限制，许可证每3年进行发放，没有拿到配额就不能启动新的工业用地和工业园的土地开发。如果你想建一个大的写字楼，就必须要交过度拥堵费。
快速城镇化既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我们允许高质量的人才在区域间流动，也通过税收和其他的一些措施来增强城市的服务能力，解决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但是并不是通过控制人口本身，而是通过更加精明的一些调控措施，比如收取拥堵费等。
金京焕（韩国人居环境研究院院长、韩国西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促进中国快速、亲和与清洁的城镇化
我们团队编纂的关于中国城市化的报告显示，中国在过去30年的城市化的政策带来很多好处，但是现在很明显的是这些政策的成本越来越高，现在中国要更加依赖市场来更好地分配生产资料，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度，仅仅靠政府的项目和指令来运行已经不可能了，所以中国更加需要市场。
现在的要素市场运营并不理想，表现在土地的城市化发展得太快，劳动力的城市化非常扭曲，而家庭的城市化非常缓慢，这已经带来严重的压力。经济的发展速度已经降低，虽然投资还在增加，意味着在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效率在降低，而且还出现了社会冲突。
我们应该做什么呢？这里只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报告当中的数据，首先是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些数据，在2011年，中国农民工流动人口当中每5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是以家庭的形式移民到城市，很多迹象显示这种流动是长期性的。常住人口，如果在人口流动自由度方面中国跟韩国相近的话，中国的经济体量应比现在大25%，城市化率应该是比现在的52%要高，达到59%，而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44%提高到59%，而人均收入将会提高5%～8%，消费提高3%～5%，这是消费对GDP的比率，原因就是因为劳动力的城市化过程快于或大于家庭的城市化程度。
我们知道，中国的户籍政策已经实行了50年，现在必须要被改变，中国的改变方向是对的，但是太慢了。
因德米特·吉尔（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办公室发展政策部主任）
现场互动
提问：紧凑发展是集中力量，而发展新城意味着城市要向外围做分散的发展，这两种力量相对来说有些矛盾，在面对城市问题的时候，这两种力量如何更好地协调？
左学金（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发展新城是因为中心城区过于拥堵，特别是就业人口，我举一个例子，黄浦区有69万常住人口，但是有200万就业人口。69万常住人口中，如果除去老人、孩子和其他就业的，假定50万住在黄浦区，就有150万是从黄浦区以外来就业，特别是从城市边缘到黄浦区上下班，这就造成城市很大的交通拥堵。所以说中心城区要把它的服务业、就业机会分一部分向郊区新城转移。为什么现在郊区新城发展不好，就是因为不紧凑、功能单一，那里只是一个生产的场所，没有办法过日子，小孩没有办法读书，老人没有办法看病，没有办法享受文化生活和社交。如果中心城紧凑了，郊区新城也紧凑了，上海就可以节约用地，提高产出率，提高城市经济转型产业的能级，提高我们的创新能力。
提问：我知道您过去20年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中国和东亚，如果您是上海和北京的参事，您会给我们提什么建议？
彼特·罗（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原院长）：我提的建议就是放松监管，你说的这种建设新城等等，我认为上海已经非常紧凑，管得非常好了，但是灵活度是不够的，要更加开放一点，要保证就业也是可迁移的，并不是迁移人口。其实我觉得环形的城市设置并不是问题，北京的问题是就业中心太过聚集，永远就是在朝阳区和西单，有很多城市都是环型的设置，但是就业设置并不是完全集中在中心，有很多次中心，这样交通的成本和时间就会下降，所以不能只控制住房和住房的居住人口，还要控制就业的分布。
提问：上海目前城市人口是2300万，最多就是2700万，如果上海到4000万人口，会碰到什么问题，行还是不行？
王列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室主任）：上海到底有没有可能承载4千万人口，可以这样来考虑。各个城市都说我们人口超载，资源、环境都超载了，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还是必须协调好承载力这个问题。有一项研究表明，地方经济所占的比重跟人口所占的比重，我国的这个数据是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最终要实现各个地区的人均收入或者是人均GDP大概趋向一致。这个目标不能短时间达到，但是至少应该成为我们的目标。（文字整理：文汇报记者 江世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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