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发展与“京津冀一体化”（3）

三、从国民经济的角度分析我国宏观经济问题

（一）经济增长中物质产品份额巨大和价值实现份额过小的大分流现象。   

根据我国国民经济长链初步估算，2013年我国生产了8.1亿吨钢，全世界的钢是15亿吨；我国生产了24亿吨水泥，全世界水泥产量35亿吨。把这巨量的水泥和钢铁搅拌，变成混凝土，然后，变成高速公路或者街道，高速公路三条至少有一条在中国。如果是高楼，很可能有三分之二在中国。钢筋混凝土在统计学上叫建筑业，恰好在国民经济序列的中间，由此带动我国国民经济长链上下游产业的剧增。

再比如说，我讲课用的这个话筒，东莞多年来生产了全世界70%以上的份额。我这个手提电脑，在250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内，加工能力能达到7700万台，全世界每年销售电脑不到6千万台。最近重庆和成都又新增大概3000万台笔记本加工能力。所以保守地说，我国2013年生产了全世界35%左右的物质产品。但是，我们卖了多少钱？60万亿的GDP的贡献，折合成10万亿美元。2013年全世界GDP是94万亿美元。这就是我国增长中的物质产品份额巨大和价值实现份额过小的大分流现象。

（二）我国国民经济九个变量分析。国民经济有九个变量，其中包括五个实体变量，即：总需求、总投资、消费、存货和进出口；四个名义变量，即：汇率、利率、物价和货币发行。

我们先来看五个实体变量。一是总需求。总需求当时是统计不出来的，但是我们国家统计局有一个变量和它逼近的很好，这就是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要达到15%以上，我国GDP增长到7.5%以上，才有保证；我们现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不到15%，过去几个月还要低1%左右。所以说，总需求这一变量没有达到7.5%的门槛性条件。二是总投资。应该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8%以上为好，现在是17.6%，这是五个实体变量最好的一个。三是进出口。我国2014年4月出口下滑了6.4%，进口下滑了18%；5月好一点，我国出口增加了0.1%；进口增加了0.2%，算是把下滑止住了。四是政府支出。政府支出一般在宏观经济学讨论中是非常稳定的一块，这一块对整个经济的宏观变量影响是比较弱的。五是库存。通常我们用经理人采购指数统计库存。经理人采购指数从2014年3月的50.03%，到5月，涨到50.04%，就是说，过了50%的荣枯线。以此来看，我们的经理人采购指数是繁荣着。但是，汇丰给出的数据分别是48.4%和48.7%，还在50%以下。所以说，经理人采购指数给我们传递的库存是容枯两组数字，我们没法判断。

从五个实体变量看，我们只看到了一个变量——固定资产投资是逼近我们所说的理想数字。我们本想转变这种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型经济，可还是它最好。

再来看四个名义变量。名义变量里边，只要两项好，就好。像我国物价比较好，这么低，中央政府调整有非常大的回旋余地。货币发行，利率，我们也有空间。换句话说，虽然我国经济速度在下滑，但是，我们篮子里边修理经济的工具可不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有三个基本判断：一是2014年物价涨幅可能在3%以内的区间波动；二是GDP应该在7%到7.5%之间；三是希望经济快速增长，可能性不大，但是希望经济一下掉下来，这个可能性也不是太大，因为真掉到7%以下，我们还是有工具把它修理回来。

（三）回应我国房地产市场是否崩盘的揣测。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可以用三个层级理论分析。

第一个层级：京上广等77个大中城市。按一个省大概有两个大中城市、4个直辖市、5个计划单列市，还有其他诸如苏州、东莞等统计上，大概77个大中城市。过去几十年间，我们对第一个层级是国家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授权，使得这些城市的变革，在居住环境，职业生涯发展，社保和医保，孩子的入托和教育，信息的获得等方面，远远超过了其余地方。所以，人们都愿意向77个大中城市去挤。所以，即便这77个大中城市房价的增速会下降，70到150平米的房子可能会过剩。但是，这些城市的房价不会崩盘。

第二个层级：我国近700个城市，加上2200个县里边的中心县城，这些地方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也是收益特别明显的区域。这些地方的房价的资源价格增长没有这么好，它会稍微有增长、有调整，但是房价要大跌可能性也很小。都说鄂尔多斯和温州的房价腰斩了，但是，鄂尔多斯和温州不是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泡沫是房地产的价格越过它资产的均衡价格以后，由于人们的心理预期，造成的价格轮番上涨。实际上，我们国家对于房子有刚需的人有60%，包括低收入人群和刚入职的年轻人群，这一群人是憎恨高房价的，他恨不得房价一下子跌下来。所以，他买的时候是迟滞或者是买不起。由此来估计，真正能够炒房子的在我国占15%左右。所以说，我国第二个层级的房价有调整，但是不会崩溃。

第三个层级，700个贫困县和广大的城镇地区、农村地区。这些地方要么是资源配置不具备吸引力，要么是农村的小产权房没得卖。这种不许农村土地要素资源流动的后果是，把7亿农民赶到城里买房子。由此，第一层级的房子和第二层级的房子被抬高了一个台阶。在这种制度下，我们房价的崩盘也是不会存在的。

四、“京津冀一体化”对于我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重要意义

（一）京津冀一体化将重现洛杉矶崛起。美国真正成为超级大国，是因为洛杉矶的崛起，由此改变了美国东部特别发达，西部几乎是农村的状况，出现了西部城市群，原来东部和西部一头沉、一头轻的不平衡格局给拉平了，使美国从一个世界大国变成了一个世界强国。“京津冀一体化”可能涉及50余个县，经济整合规模或达1.5亿人，其规模将远远大于当年洛杉矶崛起。尽管洛杉矶也有一个海湾，但和渤海湾相比就太小了。“京津冀一体化”很可能在21世纪中叶，在地球东部，重现当年洛杉矶崛起。

（二）找到去行政化和强政府化的平衡点。“京津冀一体化”的概念被提出已有10余年，但一体化进程一直较为缓慢，究其原因，主要归结于京津冀地区的政治经济学竞争。换言之，“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打破当前以政治经济学竞争为主，以产业体系竞争为辅的现状，要让市场在一体化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因为，资源配置不是以行政边界为疆界，而是以资源内在配置的规律、以投资报酬率的高低作为资源流动过程中的配置边界。

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过程当中，如果只是依据中央重视程度，调整几个部门，恐怕也会有个发展。但那充其量也就是一个超级浦东新区，或者超级滨海新区而已，实质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如果京津冀在合作方面不去行政化，而目前这种行政体制互相割裂的话，那么，“京津冀的一体化”就只是唱台假戏而已。但是，去行政化可不是去政府化。是要去掉那些资源整合里边，因行政化带来的不利于资源整合的那些成分。同时，要强化政府功能。政府在授权时要相对集中，如果不集中，京津冀三地将面临“谁指挥谁”的问题；同时，需要设有一个专业团队从中运作，明确确权给谁，否则粗放式的规划将无法执行；最后，要把市场资源配置越过行政疆界的权利还给京津冀统筹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学部门，而不能掌握在政治经济学部门。

（三）展望“京津冀一体化”。这个主要是基于咱们团队给北京市发改委做的北京市“十二五”后续年度重大工程储备项目调研的一些研究结论。

如果“京津冀一体化”做得好，未来7年京津冀会出现一系列现代中介类组织。这种中介类组织有的是社会公益的，可能是协会；有的是商业公益的，可能是商会；有的是家庭公益的，可能是慈善机构；有的是要素和市场公益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特种中介。这些中介组织一旦出现，去行政化就会达到一种很好的状态，而且他们能穿透北京市和天津市那种科层式的管理，有效实现国民经济体系之间的有效对接。到2021年前后，就会真的出现天空晴朗、产业和谐的超大城市群。那个时候，以北京为圆心，以1500公里为半径划个圆，城市区核心体系占世界的GDP应该在3.5%到5%左右，这将是一个很不得了的地方。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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