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关系研究

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吸引各类社会思潮和各种社会群类长久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与各色社会现象与各类社会矛盾纠结相连的问题；从而还是一个将去今未远的历史与当下中国联系起来的问题。但也正因为这个问题广涉社会思潮、社会群类、社会现象和社会矛盾，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又是一个众声喧哗，并因此常在纷争之中而莫衷一是的问题。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关系的看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主要意见：一种意见过于夸大改革开放期间所出现的问题，将后30年改革的历史视为对于前30年所走的道路、所执行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性否定和背离，并由此最终导致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另一种意见则以单面张扬改革开放后30年的历史来否定前30年的历史，这种意见通常借由“反右”、“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等事件来归纳历史，使历史过程的整体性、因果性和复杂性都因之而消解，遂使历史成为没有连贯性和不能理解的东西。此外，还有一种极端的意见，则全面否定60多年来的新中国历史，认为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走俄国的道路本身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错误的选择。从学理上看，这些意见带有明显的主观性、片面性、非历史性，并经常通过情绪化的方式来表达。持有这种意见的人并不占今天中国的多数。多数中国人既感受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之间的巨大变化，同时又能认同前后两个30年同属新中国历史过程之中的两个阶段这一观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特别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的基础上开创的。”又说：“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总书记的话非常准确地把握了当前中国社会思潮的焦点。两个30年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经牵动全面和全局，因此这个问题便不能不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心。

究竟如何历史地、客观地、理性地看待这两个30年之间的关系，从学理上阐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前后承续和前后变迁，以认清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差异，不仅关系如何理解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乃至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历史的理论性问题，而且还关系如何把握我们目前改革的出发点、归宿和我们的传统、制度或原则，并最终归结到中国社会的道路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实践问题。对于我们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以凝聚共识走进“改革开放深水区”，将具有深刻的导引意义。

一、“两个30年”统一于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艰难之中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在这段话的背后，有着历史的沧桑巨变和历史留下的漫漫心路。19世纪中叶以来，一面是中国社会在外力冲击下长久的沉沦，一面是中国人回应外力逼迫的屡起屡仆，以及由此形成的百年苦难和百年奋斗。因此，只有以此百年岁月中洋务运动的兴衰成败，戊戌变法的旋起旋灭，辛亥革命的直起直落为历史的反衬，我们才能够深刻理解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由来，以及由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和由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这就决定了在我们审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之间关系的时候，近代以来的170年岁月应当成为一种最大的历史背景和最广的思想视野。只有这种背景和视野才能为我们提供足够的全面性和深刻性。

以近代中国170年的历史来审视改革开放的前后两个30年，我们很容易看到，两个30年之所以能够统一，是因为在新中国的60多年岁月里，先后形成于19世纪中国和20世纪中国的民族复兴、现代化道路和社会主义已融为一体，成为一种历史造就的时代主轴。两个30年之间人物有不同，事件有不同，问题有不同，但前30年的主轴在此，后30年的主轴也在此。有此历史造就的主轴，便能够理解前30年所筑成的中国社会的变迁为后30年留下的种种不可或缺的东西。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前30年为后30年构筑了一个大体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为后30年的大踏步发展提供了赖以立足的起点。第二，新中国的成立，以其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造，深入到城市和农村的底层，从而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中国的深层社会结构，使原本在历史变迁中处于被动地位的亿万工农卷入到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中来，成为一种主动的力量和主要的力量。第三，前30年为后30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在经济、政治、社会上高度统一的国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强大的治理能力，在清末民初以来的近40年分裂之后，中国的统一是非常艰难的，而晚清以来的弱政府难以应对内忧外患的历史，又说明治理近代化变迁过程中的中国是非常艰难的。因此，一个统一的中国和强大的政府治理能力，为后30年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制度保证。今天海内外评说“中国道路”所具有的主要特征就包括中国政府强大的治理能力和政府对发展的主导作用。第四，中国的自立和统一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的，从而中华民族的百年愿望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实现的。因此，前30年留给后30年的是中国现代化只能实现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中的历史选择和历史走向。有了前30年奠定的基础，才可能有今天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五，前30年为后30年的中国留下了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南京路上好八连等等至今仍然在感召人心的形象和榜样。前30年产生的榜样至今仍然感召人心，说明前后两个30年拥有共通的理想和价值观念。后30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因此，后30年中国仍然需要和尤其需要这种价值和理想以归聚人心。第六，前30年为后30年的中国留下了由共和国培育并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一代人，他们在前30年里经受曲折，又因之而对前30年有过深刻的反思，由此获得的理性认知和成熟稳健使这一代人在后3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成为稳定社会和担当责任的中坚力量。

美国学者傅高义曾说，毛泽东时代为邓小平时代创造了种种优势，包括国家的统一、强大统治体系的建立以及现代工业的引入。没有这些东西，后30年的改革开放必须要为建立这些东西而付出极大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并因此而使后30年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①。显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也看到后30年曾经借助于前30年而起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与此同时，毛泽东时代也留下了种种问题和困难：落后的科学技术，亟须改革的行政体制和物质上的极度匮乏等等②。他所说的后一面与前一面显然不同，但历史地看，后30年正是以此为起点，并在改变这种状态的过程中成为另一个历史阶段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前30年留下的困难规定了后30年的主题和任务，从而规定了后30年的走向，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也是一种历史联系。今天我们理解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时，尤其是从后30年看前30年留下的优势和困难，不能截断开来孤立地看待，因为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两者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后30年与前30年相比，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发生要归功于中国一以贯之地坚持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虽然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过程中，“现代化”的概念不断地在发生变化，但追根溯源，中国的“现代化”在一开始就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由周恩来在1964年最早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以此为起点而一步一步地完善和丰富，最终走到了十八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新四化”。在这个过程中，有过许多阶段，有过许多起落，有成功，有失败。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是与实现四个现代化连在一起并互为表里的。作为一个政府导引的过程，改革开放是一种国家政策，而这种国家政策的社会内容便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人们常常容易把现代化看成是后30年独有的，从而看成是后30年和前30年的区别之所在。但追溯历史，我们不能不承认，对于四个现代化的向往最初是在前30年里产生的。它所追求的中华民族复兴的愿望和中国社会转型的意愿其实是和后30年一脉相通的。因此，前30年和后30年之能够相通，是因为前30年和后30年的历史追求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