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关系研究（3）

三、对于后30年的反思与前瞻

我们研究改革开放前后30年的关系，目的不仅是为了简单地分析它们的联系与重大区别，更重要的还在于着眼未来中国的下一个30年的发展，以期凝聚共识，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在颂扬这个历史过程的同时也在反思这个过程中的种种失衡。种种失衡里既有世界性的难题，比如：环境恶化、贪污腐败、社会不公；也有中国特有的问题，比如：资源禀赋不足、核心技术落后、贫富两极趋于分化、社会诚信缺乏、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今天我们所说的“改革步入了深水区，发展进入了攻坚期”，实质上凸显的是当前中国各种思潮纷呈、各种阶层利益分化、各种矛盾积聚的局面。在走向第三个30年的时候，这些问题都需回应和解答。而对于这些问题的回应和解答又直接关系第三个30年的走向和走势。这些问题纷繁复杂.但可大致归纳为如下几方面。

1.转型发展和创新驱动关系的再平衡

对于推动科学发展来说，转型发展与创新驱动是两个相互影响的方面。一方面，转型意味着重新进行经济布局，调整经济结构，推动产业升级，这内在地要求驱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结构作出相应地调整，以适应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的新变化。另一方面，创新驱动也依赖于重新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以明确创新驱动的用力方向、重点领域和主要目标。然而，30多年发展之后积累的问题在于由行政力量主导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升级，与既有粗放式发展条件下形成的经济动力结构不相协调，导致既有的经济动力机制与新布局的经济产业结构相互脱节。这说明，在推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创新驱动”还滞后于“转型发展”的内在要求，由政府主导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升级，与内生于市场机制的推动转变发展方式的内生动力机制，二者缺乏配合，最终出现了经济结构与动力结构的不匹配。这就要求对转型发展和创新驱动的关系进行“再平衡”。

2.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再平衡和强国与富民关系的再平衡

比之30多年前，我们今天面对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社会秩序三者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经济发展为社会进步提供了物质基础，但经济发展并不会必然带来社会进步；社会进步为社会秩序重建提供条件，但社会进步也并不会必然带来一个良序社会。正如邓小平早已预料的那样，中国发展起来之后比不发展起来面临的问题会更多。经济发展并不会自动解决社会问题，与之相反，不具有包容性的经济增长，不但无助于建立和谐社会，这种增长还会撕裂社会，带来社会的“碎片化”、“板块化”，最终导致“阶层分化”，甚至“阶级分化”。目前全球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正是当今世界重现“阶级社会”的表现，“阶级意识”的复兴正在引起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在经历了30多年高速经济发展之后，当代中国的社会矛盾也在日积月累，越积越深，并使社会领域积累的风险越来越大。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状况正是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相脱节带来的必然结果。经济不能实现共享式发展会带来诸多社会风险，反过来，社会领域风险处理不好也会向经济领域转移。这就要求我们努力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之间寻求新的“再平衡”。

同理，我们也需要关注强国与富民关系的再平衡。近代中国久受外患困扰，因此，民族自立的愿望总是同国家的富强连在一起的。这种历史造成的格局，使得中国曾长久地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并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历了30多年财富大创造的历史之后，如今“强国”与“富民”的关系已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在国家富裕强大之后，人民群众希望更多分享社会财富创造的结果，期待在“强国梦”不断实现的过程中，也能够实现家庭和个人的“富裕梦”。新世纪之初，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正反映了这种人心的变化。而就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而言，则启动内需、加快经济转型，也需要更高水平的“藏富于民”。通过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来缩小收入差距，从而真正激发经济发展的内生活力。因此，在新时期，重新调整“强国”与“富民”的关系，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从“失衡”走向“再平衡”的内在要求。

3.资本与劳动以及权力关系的再平衡

在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存在一个最深层的驱动力就是资本意识的觉醒。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迅速解放了资本的意志，极大地释放了资本的能量，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体制的大规模变迁，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状态、生存理念和交往方式。同时，“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如果放任资本逻辑泛滥以致模糊了经济改革的价值取向，必将放大改革的负面效应，从而可能引发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结构性矛盾。资本与社会主义相结合遇到的第一个理论课题，就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当今时代的劳资关系?在资本逻辑趋于泛滥的背景下，如何建立健全节制资本机制，防止出现资本与劳动谈判能力的过度失衡，实现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再平衡”，已成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过程中，权力与资本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说在过去30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权力与资本的联合驱动构成了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动力，那么，在当下，人们则更为担心出现权力与资本相互寻租的局面。对于权力的资本寻租和资本的权力寻租这样一个问题，邓小平是有预见的。他曾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④这就等于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观点：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必须超然于资本的意志之上，不能盲目地与资本共舞，甚至沦落为资本意志的奴隶。一般说来，资本意志本身就要求政治权力保持中立性，不干涉资本按照自身的规律来运行；但是，资本与政治权力从来就有相互结盟的惯性力量，导致无法阻断的政治权力的资本寻租和资本权力的政治寻租。这正是当代中国人所担心的“权贵资本主义”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权利与资本的关系，在权力与资本之间建立起新的“再平衡”。

4.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再平衡和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再平衡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一条基本经验是，有效确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一个根本条件。在一个政府的“有形之手”伸得过长过深的经济社会体制中。由于无法充分发挥市场的信号引导机制，就容易形成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在这种增长方式下，虽然短时期内能够依靠政府强制动员和投入社会资源，加上从国外引进技术来维持高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不可持续。近年来，这种增长造成的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放缓、微观经济领域技术进步缓慢、效率下降等问题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在宏观经济领域，则出现了货币超发、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等现象。此外，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在客观上也导致了腐败迅速蔓延、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官民矛盾突出，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在此背景下，就需要采取步伐较大的改革以阻断引发“政府病”的根源，重新划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失衡”走向“再平衡”。

一般认为，中国政治体制的一大优势是以中央的权力集中和统一领导，确保了决策的效率和上下行动目标的一致。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中央追求“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根本宗旨和目标，与地方追求“区域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动机和目标的不一致性；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企业行为原则，也在向地方党政系统渗透，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成为理性经济人，它们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因地制宜地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与中央目标不一致的“投机行为”，如过度依赖土地财攻、消极对待房地产调控、不大关心可持续发展，等等。这些问题影响着地方政府权力的运作和价值取向，造成了中央宏观调控难以奏效，甚至导致“中央政府的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在地方和中央的博弈趋于频繁和显性化的情况下，如何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更好地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形成推动科学发展的合力，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5.增长与生态关系的再平衡

在过去的30多年中，高速增长是中国经济最亮丽的表现，也是解决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根本方法。但是，现在确保经济增长的各种约束条件日益凸显出来，甚至在有些条件下，增长不仅不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反而是制造问题和矛盾的根源，比如，无就业的增长、无效率的增长、无道德的增长、无秩序的增长、制造泡沫的增长、破坏环境的增长，等等。这其中，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尤其值得关注。当前中国脆弱的生态环境和短缺的资源禀赋，已经无法承担起过去那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出现了增长与生态关系的严重失衡。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科学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寻求增长与生态关系的“再平衡”。

上述的种种失衡与矛盾大半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的发展中产生的，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发展中的矛盾。但这些矛盾又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中国的多数人口，并关乎现行的制度和结构，因此，它们又是一种与国计民生相连的矛盾。而由此派生出来对于公平正义的讨论，对于市场法则过度泛滥而造成的地方政府公司化、社会关系市场化的批评，都说明这些矛盾在推衍中会多样化、复杂化而致人心不宁。一些人有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的倾向便与这种矛盾直接关联。但从根本上说，在发展中形成的矛盾只有在进一步发展中才能解决，因此种种再平衡只能是发展中的平衡。在这个过程中，为了确立方向，我们需要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