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核心价值观因子 （2）

富强：养民以惠与富而后教

中国古代先贤很早就认识到只有民富社会才会稳定，只有社会稳定才能够国家富强的逻辑。孔子无疑是其中的先觉者。他主张通过“惠民”的手段使民富裕，从而实现国家的“富强”。

第一，既肯定人的物质欲望的合理性，也强调这种物质欲望需要引导和约束。孔子认为，追求物质利益，渴望富足的生活是人的本性，是合理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里仁》），但是对于人的物质欲求需要教化和引导，“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使之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不会害“仁”，不会违“义”，不会通过不正当的途径去追求“富与贵”等欲望的实现。在他看来，富与贵“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里仕》），没有了仁义为前提而追求“富与贵”的行为，对君子来说是不为的。

第二，主张轻徭薄赋，反对横征暴敛。孔子看到当时的统治者大多穷奢极欲，民众因“猛于虎”的苛政而导致“耕也，馁在其中矣”的悲惨景象，因而大声疾呼：“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卫灵公》）孔子主张的轻徭就是要减轻对民众的役使，要“使民如承大祭”（《颜渊》）同时应该“使民以时”（《学而》），不能在农忙时征用民力；薄赋就是少征税。《论语》中记载鲁哀公问有若：“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建议鲁哀公把现行税制改为什一税。鲁哀公答道：“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有若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可见孔子和其弟子对于横征暴敛的反对。所以当孔子知道“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先进》）的时候，愤怒异常，说出了“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这样绝情的话，可见孔子对统治者横征暴敛的愤恨程度。

第三，主张施行“惠民”政策。即让利于民，给民众以好处、实惠。对此孔子做了许多具体论述，如 “养民也惠”（《公冶长》），“惠则足以使人”（《阳货》），“君子惠而不费”（《尧曰》）等等。只有不与民争利，施惠于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才能使民“富”，而民富了，天下自然稳定。因为“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尧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宪问》），如果老百姓都很穷苦，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过不下去的时候，自然无法安分守己，要起来反抗，君王的统治也就很危险了。所以必须通过“惠民”达到民富，使得“百姓足”，从而实现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和谐。

孔子的“富民”思想还体现在其“均无贫”、“富而后教”等主张中。孔子提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季氏》）。就是说，对国家而言，重要的不是人口的多少而是分配问题，不是财富的多少而是社会稳定，如果分配得当，那么也就无所谓“贫”了。孔子这里的“均”主要强调的是一种制度公平的理念；孔子“富而后教”的思想康有为在其《论语注》中诠释道：“孔子虽重教化，而以富民为先……此与宋儒徒陈高义，但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者亦异矣……盖未富而言教，悖乎公理，紊乎行序也。”也就是说，只有民众的衣食等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得到满足，才能够进一步谈伦理道德等教化问题。可见孔子并非不切实际地唱高调，“徒陈高义”，而是主张要让老百姓先富裕起来，“富而后教”，使之精神上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