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核心价值观因子 （3）

文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孔子的文明观强调在全社会推行以仁为质以礼为表的德化实践，以期达到“郁郁乎文哉”的文明社会。《论语》中孔子对“夷夏之辨”的说明无疑为此提供了很好的注脚。

对孔子而言，夷狄与诸夏的区别不仅仅是地理位置上的，更是一种文明意义上的。也就是说，不能仅仅以地缘亲疏来判别夷狄还是诸夏，而应该以礼教的进步和文明的传承发展为标准。所以当孔子提出要去“九夷”之地居住，而有人质疑说“陋，如之何？”的时候，孔子回答“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罕》）孔子甚至断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八佾》）。可见，仁义道德应该是“夷夏之辨”最根本的标准。而使诸夏保有其为诸夏，夷狄开化为有君，即社会文明的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则是行仁义道德的“教化”。通过仁义道德的教化，不仅使人民文质彬彬，而且使统治阶级政治清明，从而整个社会文明进步。孔子的德化文明社会的思想包涵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通过教化的方式促进社会文明。《述而》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就是说，孔子对弟子的教育内容主要在于四个方面：“文”主要指典籍辞义等知识和技能，也包括人的言谈举止和气质修养，《雍也》中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这个意思；“行”作为实践，指践行“孝悌恭睦”等伦理道德活动；“忠”主要指忠善；“信”是指与人交往要讲求信用、诚实不欺。孔子通过这四个方面的教化，使民众知义守礼，从而使得社会文明、和谐。

第二，以基本道德与道德理想两种标准来规范人的文明。基本道德从最朴实的人的基本精神需求出发，强调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际道德感情的激发：“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这种基本道德是对普通百姓的要求。而对道德上有更高追求的社会精英，则不仅要遵循基本的人际道德，更要在此基础上自觉实现人己和谐，强调内外兼修，达到 “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温良恭俭让”（《学而》）的文质彬彬的美好人格状态。同时，孔子认为社会精英对普通百姓的文明程度是有着带动和引领作用的，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孔子看来，有了这种道德教化的深层互动，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自然而然地提升了，“子欲善，而民善矣”（《颜渊》）。

第三，就国家治理方面，通过强调文明来治理国家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国家，如果臣与民能够做到 “孝悌恭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即各安其位，各尽其责，而统治者又能做到“能以礼让为国乎”（《里仁》），那么治理这样一个文明的国家就根本不是什么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