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历史路标”（7）

七、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危机理论的探索

在《手稿》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趋势的高度，对资本积累理论作了新的论述。马克思认为，李嘉图把资本积累仅仅看作是资本收入转化为工资的观点，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资本积累过程中，剩余价值既有转化为可变资本，也有转化为不变资本的。马克思证明，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资本积累中资本和雇佣工人之间对立关系存在着三种主要的趋势：一是劳动条件在作为资本的财产而“永恒化”的同时，也使“雇佣工人的地位永恒化”，使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白白为他人劳动的命运永恒化”；二是资本积累通过使资本家及其同伙的相对财富增多而使工人的状况相对恶化；三是劳动条件以愈来愈庞大的形式、愈来愈作为社会力量，出现在单个工人面前，“对工人来说，像过去在小生产中那样，自己占有劳动条件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30)这三种趋势就是资本积累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生产关系的结果。

《手稿》强调，资本积累也是“大资本通过消灭小资本而进行的积累”。因此，“把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然后把这种资本和某些资本以更大的规模再生产出来，最后把社会上许多地方形成的资本同它们的所有者分离开来，并把它们集中在大资本家手里”(31)，就是这一过程的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将以“对立和矛盾的极端形式”、“以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将导致资本“变成了纯粹是过时的和不适当的特权，从而迅速趋于消灭”(32)。

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要就危机来自作为资本的资本所特有的，而不是仅仅在资本作为商品和货币的存在中包含的资本的各种形式规定，来彻底考察潜在的危机的进一步发展。”(33)《手稿》对经济危机问题虽然没有能作出“彻底考察”，但还是概述了这一“彻底考察”的基本方法和思路。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已指出，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在货币作为交换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中，已经在两种形式上存在着危机的可能性。在《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强调，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但危机的可能性已潜在地存在于简单商品经济的两种形式中。第一种是“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即买和卖的分离”形式(34)。在简单商品流通W—G—W中，W—G和G—W发生着卖和买的两次形态变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彼此可能分开。一些人可能卖而不买，他们在实现W— G转换后，并不立即实现G—W的转换；而另一些人就可能无法实现W—G的转换，他们的商品成了无人购买的过剩商品。这其中“包含着本质上相互补充的因素彼此割裂和分离的可能性”(35)。危机的可能性只存在于卖和买的分离，“相互联系和不可分离的因素彼此脱离，因此它们的统一要通过强制的方法实现，它们的相互联系要通过强加在它们的彼此独立性上的暴力来完成。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强制地实现统一”(36)。第二种形式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这里货币在两个不同的、彼此分开的时刻执行两种不同的职能”(37)。这里的“两种不同的职能”是指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在两个不同时刻分别起着的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的职能。货币在执行支付手段时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付互相抵消时，货币只是观念地作为价值尺度发生作用；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又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需要实在的货币进行支付。货币在执行支付手段职能过程中，又使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形成连锁关系，一旦这种连锁关系中的一环断裂，即其中一部分债务人到期不能向债权人支付实在的货币，整个锁链就会断裂，以支付手段严重短缺为主要特征的货币危机具有可能性。《手稿》认为，在危机可能性的这两种形式中，在没有第二种可能性的情况下，第一种可能性能够出现，但在没有第一种可能性的情况下，第二种可能性却不可能出现。因此，第二种可能性比第一种可能性更具体些、具有更复杂的规定性；第二种可能性所发生的货币危机的性质，不只表现为商品卖不出去，而且还表现为以这一定的商品在一定期限内卖出为基础的一系列支付都不能实现。

《手稿》认为，以上两种形式变化只是“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没有内容，没有危机的内容丰富的起因”(38)。危机的可能性并不是危机必然发生的起因，危机的起因是由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其中运动的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所决定的。危机的可能形式也不等同于引起危机的内容，即引起危机的基础。马克思认为，重要的是要研究，“为什么危机的抽象形式，危机的可能性的形式会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39)

危机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基础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定发展，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充分发展。首先，如果撇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内容，单从商品经济运行的形式上来看，全部商品资本和它包含的每一单个商品资本都要经历W—G—W的过程。“因此，只要资本也是商品并且只是商品，那末包含在这个形式中的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即买和卖的分离，也就包含在资本的运动中。”不同的是，现在这种运动形式的内容不再是单纯的商品和货币，而是具有资本规定性的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而且，“不同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或流通过程的这种相互连结和彼此交叉，一方面，由于分工而成为必然的，另一方面，又是偶然的，因此，对危机的内容的规定已经扩大了。”(40)其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所产生的危机的形式上的可能性，获得了转化为规定性的实际基础。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一个接一个的支付锁链和抵消支付信用制度已得到充分发展。这时，一个锁链的断裂就可能导致整个支付机构的混乱，从而可能出现信用收缩或完全停止的紧迫时期，货币则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同商品相对立。再次，简单商品流通中潜在地存在的两种矛盾——买和卖的矛盾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商品再生产过程中已实际地表现出来了。经济危机的内在必然性，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和竞争、信用等经济机制的作用表现出来了。最后，从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来看，存在于危机可能性中的卖和买的分离，转换成资本主义生产阶段和流通阶段的分离。因此，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否认危机时，必须强调生产阶段和流通阶段的统一性，极力否认这两个阶段在运动中的彼此分离。事实上，生产阶段和流通阶段是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中互相补充、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危机就是强制地使已经独立的因素恢复统一，并且强制地使实质上统一的因素变为独立的东西。”(41)因此，在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上，“危机还有许多因素、条件、可能性，只有在分析更加具体的关系，特别是分析资本的竞争和信用时，才能加以考察。”(42)也就是说，必须在对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以及资本总过程作了充分阐述的基础上，才能深入地阐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内在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