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的经济学贡献（8）

在查田运动开始的1932年，各个苏区均按当时苏区中央局颁布的《土地法》检查土地的没收与分配情况，贯彻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年初，苏区中央区又规定了八项立即执行的紧急任务，其第六项即为“提早春耕运动，增加土地生产力，是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为着顺利地执行这一任务，必须完成查田运动，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从先进的区域动员大批的查田或分田突击队，去帮助落后的与新建的苏区。”刚过三个月，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又强调，“过去江西分配土地是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以人口为单位平均分配正是非阶级的全民土地革命，以致一般豪绅地主家属也分得土地，富农与雇农、贫农、中农分得数量质量同样的土地，这完全是一种非阶级的分配方法”。从这年的7月13日，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也发布了检查土地条例，开始查田检举运动，其他苏区也先后开展此项运动。时为苏区政府领导人的毛泽东于1933年直接领导了查田运动。在查田运动中，毛泽东巧妙地将查田运动的着眼点放在检查漏划的残存的封建势力和隐藏的阶级异己分子、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和及时纠正错误方面，这实际上是运用高超的工作方法及工作艺术正确地引导了查田运动的方向。而在具体的工作方法上，毛泽东又确定了先搞试点、然后普及、有错及时纠正的方法，这实际上已经开始将正确地方法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实践过程之中了。有了正确的方法，于是1933年2月，毛泽东从江西瑞金县云集区叶坪乡开始进行试点。该乡尽管处于中央所在地，但封建势力并没被彻底打倒，群众还没真正发动起来。所以毛泽东明确要求，必须发动群众，肃清封建势力，转变落后乡为先进乡，以支援革命战争。当年9月，该乡共查出28家地主、富农，连同原来的4家，共32家，约200人，占全乡人口2700人的7.4。这样，揭露了反动势力，提高了群众积极性，取得了工作经验，改变了落后乡的面貌。在此基础上，他又组织工作团到其他地区，如当时的云集、王田两区帮助查田运动。即使如此，毛泽东直接领导的1933年查田运动仍受到干扰。当年6月1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布了《关于查田运动的训练》。6月2日，苏区中央局又做出了《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这两个文件指责正确的查田方法。对此，毛泽东于6月17～21日在中央苏区召开的县区以上负责人查田大会上做了《关于查田运动的报告》。不久，又于6月25日至7月1日召开了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毛泽东也做了报告。这两个报告反映了毛泽东在查田运动这个具体实践工作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运用的正确工作方法及工作艺术，如区分工作的重要性、根据不同区域不同情况做不同布置、抓住中心问题、注重工作策略、有计划有步骤完成目标等。这些从中国实际中产生的方法不仅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毛泽东在报告中着重指出，新发展区域的中心问题是没收与分配土地;在斗争比较落后区域的中心问题是查田查阶级，而“查田运动的策略，是以工人为领导，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去削弱富农，消灭地主。”因为“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是绝对不许可的。为了联合中农和不侵犯中农利益起见，要提出富裕中农来说服他，要着重说明富农与中农分界的地方，使富裕中农稳定起来。”毛泽东还进一步总结了查田运动的方法及步骤是：(1)讲阶级； (2)查阶级； (3)通过阶级； (4)没收分配。在上述步骤实施时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加强党的领导，搞好组织动员。同时为了正确分析农村阶级，搞好查田运动，毛泽东还主持起草了《怎样分析阶级》这个文件，作为解决在实际工作中的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毛泽东还强调，查田的目的不是再分田，而是查阶级，这样做“不但是为了稳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使他们不起分田不定的恐慌，而且是为了查阶级斗争的胜利，必须集中全力(特别是联合中农)对付地主富农的反抗，这种时候，决不应在农民自己队伍中发生任何的纷扰”。这些主张及工作方法纠正了来自共产国际及王明在查田运动中的错误，也为以后形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运用于中国实践的方法体系打好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