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现代化”与改革创新体制机制（4）

认知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性和差异性，渐进改革创新治理体制机制、建构本土化治理体制机制

国家治理体系构建不是一日之功，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也非一日之力，任何国家治理模式都是在长期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邓小平提出“恐怕再有30年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到二○二○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改革和创新就是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利用一切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制机制，包括中国共产党执政六十多年来逐步积累的经验和取得的丰硕成果统筹新旧体制机制之间的关系：在治理方式创新的过程中以实际效果，而非以“新旧”区分来对待体制机制；基于对现有体制机制的深刻了解与把握，关注改革创新的渐进性和传承性；认识改革创新的多层性，只要有利于治理实效的提升，任何层次的改革与创新都同等重要；充分认识改革的艰巨性，任何破旧立新不仅需要巨大的改革成本，而且可能会遭受到巨大的阻力，在特定情形下，采取继续拓展现有治理体制机制的发展空间，不失为一种稳妥有效的改革策略。

毫无疑问，国家治理体系服务于特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阶段性发展目标，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存在普遍适用或者唯一的治理模式。所以，各国家需要基于自身的国情，在长期的探索中构建自己的国家治理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断地创新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并在维持经济增长、保持政治稳定、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等多个方面展现出西方治理模式无法比拟的优势。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各式各样的新问题、新矛盾也不断出现。为此，应该树立制度自信，始终坚持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本土化。尤其必须明确的是中国改革和创新治理体制机制，绝不是用新的概念或者模式来评判中国现实和设计未来的模式。本土化也不意味着封闭化，而是要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大胆地汲取世界各国治理体制机制的有益经验和做法，为我所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