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政府告县政府”的样本意义
现实生活中，“民告官”的现象并不少见，但“下级告上级”的案例，却实属罕见。单从这一点来看，“镇政府告县政府”，具有破冰意义。再者，镇政府就土地所有权与渔场集体及村民产生纠纷，并对县国土资源局的行政许可存在异议，县政府多次调解无果，导致村民上访，矛盾一触即发。如此窘境下，镇政府决定起诉县国土资源局和县人民政府，将土地所有权的归属交给法律去裁决，显然是一种理性选择。不可否认，法律裁决比行政调解更公正、更有强制性，也更有执行力。
事实上，对于这起土地所有权纠纷，即便是行政调解有了结果，也难以保证是一个公正的标准答案。一方面，可能会“官官相卫”，县政府也好，县国土资源局也罢，将渔场土地所有权划归给镇政府，让“与民争利”变为事实；另一方面，迫于“维稳”的压力，县政府和县国土资源局，可能会采取“和浠泥”的办法，将将渔场土地所有权判定给渔场集体及村民，让镇政府忍气吞声。然而，不管是哪一种情形，却体现了“以权压人”。
显然，诉诸法律后，行政权力失去了干预空间，一切以事实说话，以法律为准绳。不可否认，行政协调是县、镇等基层政府处理问题时最常用的一种方式，有速度快、效率高等优点。但当镇政府成为利益一方时，行政调解就应该“回避”了。交给法律解决，才是根本途径。特别是，诉诸法律更加规范，避免行政权力和个人意志的干扰，处理纠纷更加公开公正，这应该成为未来县、镇两级政府解决基层问题的大方向。可见，“镇政府告县政府”具有样本意义，体现了国家法制建设的进步。
然而，必须正视的是，下级政府告上级政府，首先应规避“司法地方化”。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司法辖区与行政辖区的高度重合，人、财、物高度依赖于地方，因此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被习惯看成地方政府的机构，导致审判权与检察权受到当地政府的影响与干预，个案独立受到很大程度的牵制，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提升司法的独立性，首先必须使司法去地方化。比如，在今后的司法改革中，应对司法机关实行纵向管理，人、财、物与地方脱钩，并通过设置专门的行政法院，来解决司法地方化的问题。
【启示与思考】
民告民常见，民告官常见，下级政府状告上级政府少有，“镇政府状告县政府”案无论谁胜诉，该案在中国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的当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我国的社会演变史中，封建社会长期以极少数人的言行为标准，要求全体臣民赋予这些人以示范性和绝对的权威性，最终导致以这些人的意志为全体臣民的意志，并通过制度和法律而强制推行，使专制和人治制度化、法律化。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人平等，人民当家做主，告别了人治，建立起了真正的法治社会。“镇政府状告县政府”不仅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治精神，也是实现依法治理的有益探索。
事实上，早在浙江任职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曾放过这样的“狠话”：“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更应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
“镇政府以下犯上状告县政府”，其实就是对法治基本精神—平等最好的诠释。束之高阁的法律是一纸空文，法律关键在于“用”，要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依法治理，政府组织必须先行。政府组织只有带好头，才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公正和生态良好的战略目标。
从法律上来说，人人平等，单位和单位也都是平等的关系，镇政府和县政府在行政上是上下级关系，但在具体问题上如果存在分歧，就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解决，让法律来公正地裁决孰是孰非，而不是靠权力的大小来决定胜负，这是法制建设的巨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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