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中国经济决策机制的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

201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背后是中国经济决策机制的“三化”，即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这是中国独创的，又是世界独特的国家治理决策机制，远远优越于比我们更发达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决策机制。但在西方视野中，中国被贴上了“一党专政”、“威权体制”、“非民主体制”等标签，即使有民主也不过是“作秀”而已。那么，中国经济决策机制究竟是什么，具有怎样的独特性，又是否能提供一个观察中国民主制度的窗口呢？

一、中国经济决策机制内涵

每年3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都会在北京召开。期间，国务院总理代表中央政府向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报告既涉及对过去一年或一个时期的工作总结，也对未来一年或一个时期的工作加以展望并进行部署；报告所讨论的主要内容，随着不同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转变而转变。重大经济决策成为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与改革开放后经济工作成为党的中心工作、发展成为党的第一要务有着直接的关系。

国务院总理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的制度安排，始于1954年。当年5月23日，周恩来总理向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对“一五”计划、国家工业化等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重大问题作了全面阐述。同年9月24日，在会议召开四个月之后，《人民日报》用了两个整版的篇幅向全国发布了这份报告。此后，从1954年开始直到1960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定期召开，国务院总理代表中央政府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也成为中国重大决策过程的重要环节。

然而，从1961年起，国务院总理向全国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的例行制度被中断。在1961年至1976年的16年间，仅在1964年的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和1975年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由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作了两次政府工作报告。

从1978年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开始，这一制度正式恢复；从1985年开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基本固定在每年三月举行。截至2014年，先后有华国锋、赵紫阳、李鹏、朱镕基、温家宝和李克强共六届国务院总理代表政府向全国人大作了37次政府工作报告，中间无一年间断，不仅恢复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良好决策机制，也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时期国家政治生活重回法制化、规范化的正轨。

显然，全国人大对政府年度工作报告的审议和讨论是中国经济重大决策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重大决策机制的变迁，其背后实际上是我党、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变迁；前者是后者的直接反映。全国人大作为一级重要决策机构，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大会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和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生动体现；而这一机制也和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体系一样，的确经历了从创立到运行良好、到遭受破坏、再到恢复重建、不断巩固的发展演变过程，因而也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决策过程。那么，这一决策有着怎样的过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