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思考与实践（5）

五、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城镇化的过程不是城市现有人群自我发展、自我提高的过程，而是农民逐步融入城市的过程。我国有2.6亿农民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让他们扎根城市，享受城市居民同等待遇，是社会公平公正的体现。农村人口减少了，可以增加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带动留在农村的人口增收致富。城市居民人均年消费比农村居民高1万多元，2亿多农民工转户将增加两三万亿的消费，这是扩大内需的巨大潜力。农民工结束“候鸟式”迁徙，也可以降低交通运输压力和社会管理成本。户籍制度改革还能推迟我国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一般发达国家城镇化率超过70%以后刘易斯拐点才会显现，我国城镇化率仅53.7%，就出现了“用工荒”，这与大量农民工处于流动状态有关，症结还是户籍制度。由此看，户籍制度改革是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牛鼻子”，必须抓紧抓好。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应注意把握五项原则：一是明确对象。应以在城镇稳定就业并有固定住所的农民工为主要对象。二是保障到位。农民工转户后，就业、养老、医疗、教育、住房“五件衣服”一步到位，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三是农村权益自主处置。现行《土地承包法》等法律规定，农民户籍发生变更，原有的承包地、宅基地、林地“三块地”要交还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工转户之初，在城市立足未稳，从保护其权益出发，应尊重其意愿，允许转户居民保留农村的“三块地”，并在制度设计上提供保留、流转、退出等多种选择。四是合理分布。要充分考虑各类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通过合理设置落户条件，引导转户居民在大城市、区县城和小城镇按4：3：3的比例梯次分布，既避免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也防止大量农民落户小城镇，增加就业压力和社会管理成本。五是建立政府、企业、社会长周期共担成本机制。农民工转户人均成本10万多元，我国2亿多农民工转户需要近30万亿元资金，有人认为根本无力承受。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改革成本并非由政府独担。人均10万多元成本中，企业补足因转户带来的社保缺口占40%，政府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投入占30%，转户居民作为受益主体也要自担30%。其次，农民转户及相应的成本支出并非一次性完成，比如社保一般要缴纳二三十年，分摊到每年的成本完全可以承受。

重庆有800多万农民工，400万在沿海打工，400多万市内就业。2010年启动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以来，累计转户380多万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改革前的29%提高到40%。大量农民转户并未增加城市负担，反而成了重庆独特的核心竞争力。近年来，重庆外贸进出口每年一季度往往猛增70%~80%，之后有所回调，但全年增长率也有30%~40%。经调查才发现，原来沿海2亿多农民工有个“九三现象”，即每年只工作9个月，春节前后3个月返乡。企业年底要么停工，任由市场流失，要么增加库存量；节后招工，一半农民工另谋职业，企业又得培训新人。重庆380多万农民工转户后，与城市产业工人一样，春节7天假、节后照常上班。在沿海和重庆同时投资的企业，为了保订单、降成本，春节前纷纷把订单拿到重庆。节后，一半的新增订单就留了下来。这是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红利，也成了重庆改善投资环境的“撒手锏”。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实现“增长、包容、绿色”三大目标，除了抓好城市规划、投融资、土地管理、房地产调控和户籍制度改革等关键环节外，还需要加快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开放型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制度等，这些都是“深水区”的改革，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如逆水行舟，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更需要善做善成的智慧和理路。我们要深入学习习总书记关于新型城镇化系列重要论述，认真贯彻《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改革思维，健全体制机制，为实现“两个100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夯基出力。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