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耀桐 ：邓小平与当代中国制度建设

作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邓小平关于加强制度建设的思想尤显重要，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崭新时代，完成了从人治走向法治的根本转变。

总结教训，高度重视制度

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重大课题。邓小平把目光聚焦于制度，强调“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在1978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深刻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认为，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所谓根本性，可谓夯实基础；全局性，可谓决定大势；稳定性，可谓保持均衡；长期性，可谓克服任意。邓小平关于制度的“四性”说，十分精彩传神，对制度的功能和作用作出了全面、科学的表述，也是对制度意义作出的最高评价。

明确路径，大力改革制度

邓小平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优越的，但是体现这种根本制度的具体制度——领导制度、工作制度、组织制度等等，却存在很多的缺陷弊端，如果不通过改革来消除这些缺陷弊端，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也不可能得到正确、有效的保障。

新时期伊始，邓小平立即着手制度改革，尤其重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深刻阐明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主要问题，指出其“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针对当时我国普遍存在的党政干部只上不下、只进不退，一旦为官、终身任职的情况，邓小平坚决要求从制度上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并要求建立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等一系列新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对于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邓小平都要求从改革制度着手，由此形成了当代中国制度改革波澜壮阔的宏大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