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领导干部如何学习应用政治经济学（3）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为什么党的十八大文件要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八项基本要求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以后，包括三中全会以后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反复强调共同富裕。为什么小平同志在晚年，在整个90年代多次提调，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是有5句话、36个字，有的学者只强调3句话，把中间2句话给省略了。比如说国务院研究中心的一位著名研究员，过去就建议中央只要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而不提中间的两句话，叫做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有的知名学者认为，邓小平的新社会主义观是不要公有制的，他说你看社会主义本质里面5句话、36个字里面并没有公有制啊，这个观点出来遭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严厉批评，因为这是断章取义。因为邓小平在别的地方反复讲社会主义有两个根本原则：第一是公有制占主体；第二是共同富裕，或者说不搞两极分化。

社会主义本质的5句话似乎是没有公有制，其实我们知道，在邓小平的这个知识结构里面，他的原则里面消灭剥削就是消灭私有制，和《共产党宣言》讲的消灭私有制一样的，只不过初级阶段我们还不是一下子消灭私有制，还是要适当保留私有制，在邓小平的话里面，是让他起补充、起辅助的作用。党的十五大提到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他再重要也不能成为主体、成为主导，否则社会经济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逆转。所以在邓小平的话里面，消灭剥削，剥削就是私有制带来的，公有制是没有剥削的，公有制内部如果分配有不适当，按劳分配等等做的不好，那也不叫剥削，剥削是一个专有名词，就是各类私有制带来剥削，公有制即使有些分配政策不当，那是一个政策问题，是一个体制问题，不是一个所有制决定的必然如此分配。

就像最近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的财经领导小组开会，就通过了国有企业的一个薪水的办法，总书记马上就来抓这个事，这个事实际上从广大干部群众中间已经反映了十几年了，我过去在中央领导中南海召开的理论座谈会上也说过，为什么广大干部群众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批评质疑了十年了，为什么有关部门还不动，还是批准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拿非常高的薪水。而他们主办的一些报刊又说，你看国有经济税交的那么少，自己多分，总经理、高管的收入这么高，国有经济职工的收益也普遍的比非国有经济的职工收入要高，然后就说这是国有经济必然带来的，这个说明他已经背离了国有经济趋势，这样的企业最好通通私有化。这就很奇怪了，即使你批准他拿高薪，你办的报纸又认为这是必然的，事实上经济学原理证明，这根本不是必然的，因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有企业负责人的收入也比一般职工就是高出几倍，你高出十多倍的或者高出二十多倍的都是有关部门批准的，所以这个意见反映了很多，现在总书记亲自来抓财经工作，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党的第一把手不仅是政治、文化、社会、外交、军事方面的第一把手，也是财经工作领导的第一把手，现在看来很多工作总书记亲自来抓是非常必要的，才能真正解决广大干部群众十几年来议论的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

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很多问题是一些不良政策导致的，甚至于受新自由主义影响来产生的某些措施，所以我们要贯彻小平同志曾经也多次讲过的，有错赶快改、错了就改这样一个精神，而不能把人民群众质疑某些不良的改革措施叫做反改革，这不对？总书记强调，要从人民群众最期盼的改革来采取措施，我认为这个改革的思路、方法非常正确。事实上我们总书记亲自抓了，比如说粮食的自给率这样一个关键问题，也抓了信息安全这样一个问题，等等，抓了科技创新驱动的战略，等等。所以在分配方面，我相信新一届的党中央会逐步采取更多的措施来缓解贫富过分悬殊，来实现共同富裕、推进共同富裕。

我们知道这个问题曾经在十八大起草小组里面就有争议，当时我们社科院的常务副院长，现在是社科院的院长王伟光教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就提出十八大应该突出写一下“共同富裕”，当时有的起草小组成员是不赞成的，认为时机未到。而我们重温一下邓小平的讲话就很清楚，邓小平在90年代初期和中后期都讲过，说总有一天我们在本世纪末，要把共同富裕的问题作为中心议题来抓。在另一次讲话又说，在本世纪末我们应该把共同富裕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说、来做，而邓小平说的本世纪末是20世纪末、是上一世纪末，所以现在都21世纪了，又过了十几年了，如果我们不采取切实有利的措施来缓解矛盾，推进共同富裕的话，那可能也不符合我们纪念邓小平的含义。所以我们要真正搞懂真实的邓小平理论、他的战略思维是什么，刚才我们提到，一个是共同富裕，一个是农村和农业的改革发展的两次飞跃论，这个在各界都是有争议的。所以我们要坚持科学阐释邓小平理论，习近平很多讲话是完全符合和积极推进落实邓小平思想的。

实际我们说，从经济学上说，多种分配方式本质上说到底也就是两类基本分配方式，除了个体户这个分配是自食其力，他既不属于按劳分配，又不属于按资分配，其他的企业，公有制的企业，非公经济的企业，他只要不是个体户性质的，本质上把多种分配方式都可以，说到底分解完了都可以，要么是按劳，要么是按资。比如说有人问，按技术分配属于什么分配啊？我们要问，假定我在一个企业里面发明了一项新技术，企业奖励我50万或者100万，这个奖励什么呢？我认为是属于按劳分配范围。如果你把这50万或者100万没有拿回去，而是折合成技术股放在这个企业里面，以后企业盈利了你又按股分配，那么这个技术股就是按资分配了，实际上是按私人的技术股份来分配，所以属于按资分配。按经营才能也是这样，如果你是担任副总经理或者担任一定的经营部门经理的职务，你有经营才能，这个分配属于按劳分配，如果你是有股权的，你这个股权的分配还是属于按资分配。

所以我们在改革中就是要继续完善推进以按劳分配为主体，这样一个按资分配为辅体，或者我们说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一种基本分配制度。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他有一个错误的理论，就是认为经济公平和经济效率是反向替代关系，比如说美国的经济学家奥肯写了《平等与效率》这本书，国内有两个中文版，我都看过，他在这个书里面把四个定义，内涵不完全相同的定义完全等同，比如说他的书是《平等与效率》，第一，把平等等于公平，这个倒也算了，我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等。接着他又说，公平和平等等于均等，这就有问题了，因为西方经济学、社会学家讲的均等，他是用收入的两个指标来衡量的，第一个之，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叫做基尼系数，基尼系数0.2，比较平均，0.3他们认为还是可以，合理的范围内还是可以容忍的，0.4就比较高了，就超过了这个合理的界限，应当加以调整了，如果0.5、0.6那就更厉害了。

第二个指标，就是家庭收入分成五个等分，拿20%最穷的家庭收入和20%最富的家庭收入倍数，就看几倍，如果你是十倍一下就比较合理，如果十倍以上相对就不合理，不合理的程度也是越来越大。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我要指出，这两个收入的指标实际上可以说明一定的问题，但是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为什么要选五等分呢，不选十等分、二十等分呢？因为里面就受到他资产阶级学者的阶级局限性了，因为他知道发达国家因为城乡差距较小，所以当他取五等分的时候，他的倍数关系比较小。比如说美国大体上是十三四倍，发展中国家经济是二元经济，甚至于三元经济，城乡差别非常大，所以我们中国现在的五等分大概要十七八倍，就超过了美国，基尼系数我们现在也是高于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这样他就可以忽悠全世界、忽悠他们本国的学生和公民了，他就可以说你看他们社会主义国家有什么好，改革到现在他们还没有我们公平，为什么？因为他把前三个概念等同了，公平等于平等、等于均等，均等又是由这两个指标来衡量，这两个指标我们都超过了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说我们的两极分化比他们严重，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共产党执政，没有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