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领导干部如何学习应用政治经济学(6)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前几年到中国人民大学去视察资本论教研室时,当时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认为资本论仍然在当今世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颠覆不破的真理,对于观察世界,特别是解释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最近,习总书记再次指出,干部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宣讲家”网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院长程恩富为广大网友具体深入剖析以上问题,并针对领导干部如何学习应用政治经济学阐述他详尽精辟的独到观点,让大家在未来更好的运用理论指导工作实践。

民主决策,比如说在实际操作中间、我们在应用中间,习近平总书记从去年以来的讲话也提醒了很多事情,比如说需要立法的就先立法后改革。过去我们改革中间有一种口号,当时的发改委有一个口号,叫做先发展、后规范,或者叫先改革、后规范,这个我是一贯反对的,我认为什么事你就是做好事,该立法的、该立出规章制度的也要先通过民主讨论,定下一个框框,定下一个制度,然后再试点,再试行,再改革,改革中间如果需要调整,反过来再调整,所以不能进行盲目的试点,这个总书记讲的是有道理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政府经常发布课题,但是这个课题应当是发布给两三个持不同意见的、持不同政策主张的课题组来研究,比如说当时上海发展F1汽车赛,当时我在上海市人大当咨询专家的时候也就提出,我说这个不能说政府想搞了你就搞一个课题组,这个课题组肯定是同意你的观点,你搞了,然后给有关领导看,然后党政部门就来决策。如果我们需要长期的财政投资的话,应该是由同意的、不同意的、折中的三个课题组,各出短期、中期、长期的财务预算和各项综合评估,然后重大项目再交给各级人大去投票,而不是由党政部门自己来决定,这个是将来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应用性的、操作性的措施。

  第三个缺点,政府调节的配套性有时候不足。还有第四个,政府调节的某些动力不足。所以政府调节也可能存在四大缺陷,这些缺陷就需要我们要克服官僚主义、地方部门保护主义,比如说机构过于臃肿、过度的审批,这个都是不行的,所以将来改革的大趋势,中央部门以及下属各个地方都要实行大部制,现在有些审批减少也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总书记也强调,上面要辩证的处理,就是既不能错位、越位,当然也不能缺位,这个就是说政府调节要科学、民主、依法,这样才能做到高效。

第三个小问题,发挥好市场和政府的双重调节和互补作用。大家可以看,总书记在讲话中间一向是强调“两个更”,更好的尊重市场规律,或者说更好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但是有的舆论、有的干部、有的学者讲话一向是只讲一个更,更好的发挥市场在资源的决定性配置作用,这个是不符合党的文件和总书记讲话精神的。因为经济学的原理也告诉我们,这两者,首先第一点,不能将全面深化改革看作是政府市场力量之间的简单对立或者是较力,不能看是对立的此消彼涨的关系,实际上他们搞得好完全是互补的关系。第二个,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的基础,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是说他的基础如果结合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样就容易搞好,如果你是市场化加私有化,那政府的作用也很难发挥,这个市场也不容易搞好。

第三,发挥好市场和政府的双重调节作用,是国家经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中全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对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做了阐述,其中就是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这个道路,要加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设。国家治理可以包括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等等各个方面的治理,其中经济方面的治理是基础。经济治理实际上也就是说,市场要发挥好一定的决定性关系,那也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政府要发挥好作用,也离不开市场的作用,所以双重调节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但新自由主义基本上强调单纯调节,他们认为市场化程度越高越好,实际上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和日本的市场化程度一样,所以关键现在不是要大幅度的提高市场化的程度,而是要提高市场化已有程度的质量和效益,否则有时候给外界来看,甚至于认为市场化政府的作用还太小。比如说斯蒂格里茨,他是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担任过克林顿经济委员会的主席,也担任过世界银行第一任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他4月份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候就说,他说现在中国政府作用太小、市场作用太大,中国现在贫富差距太大,对私人资本有些收入也不收税,他说这是不对的,在全世界都没有的。还有另外一位美国刚才提到的,90几岁的萨米尔森也曾经写文章提醒中国,说中国应当在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不要走极端,不要过分偏向哪一方面,应该走中间路线,应该把市场作用共同发展好。不仅习近平总书记各类党的文件,而且国外凯恩斯主义、各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中国目前问题的评论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所以关键现在是市场和政府各就各位,不是一个量多量少的问题,但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要各就各位,就是错位、越位和不到位的现象并存的。比如说我们食品安全、药品安全、药品的价格等等,这些问题,即使最近一两年也并没有得到大幅度的根本的扭转,这就说明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发挥更有作为、更有效果作为的作用,所以不是简单的政府的作用无限制缩小的问题,也不是西方讲的一般所说的好像政府的作用越小越好。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改革决定的说明中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的作用职能是不同的,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国在政府调节和治理的范围领域力度和强度必然要略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并不意味着否认市场在一般经济资源,特别是在他的短期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们只有让政府在保护市场经济、服务市场经济、监督市场经济中间放的更开,必然要求管的更好,这样才能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又好又快的提升。

再讲第四个大问题,就是经济开放。

我们说经济开放是生产关系或者经济制度的第四个重要方面,因为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内在的要求是国民经济实行内外开放,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优势互补和推动经济发展。开放与保护也是一对矛盾,也是存在正效应和负效应的,适度型和过度型的,可以分成这样两种类型,有正效益,开放也不完全是正效益,还是负效益。开放有适度开放,适合这个国家的,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也有如果你是过度开放或者过度的不开放,那都是有问题的。

责任编辑:姜波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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