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建构（2）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责任观

（一）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总体来说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内面临的问题很多，所以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仍然是在国内进行经济建设，实现现代化，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安全。中国国内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就是对国际社会尽最大的国际责任。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国际责任具有很大的内向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领导人以“现代化”目标替代“革命”取向，中国采取融入而非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的战略，定位自己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⑧

这一身份定位包含四层含义：第一，明确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第二，客观认识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程度。邓小平指出，“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口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⑨

第三，准确估价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位置，既不妄自尊大，又不妄自菲薄。第四，对于中国的国际责任，邓小平说：“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就会大。”⑩

（二）邓小平理论关于国际责任的理解

邓小平理论所代表的“新国际主义”在当代有着独特的内涵，这种“新国际主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与外交思想研究中的新名词，其主要涵义反映了和平与发展时代，社会主义大国履行国际责任和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外在要求与内在品质。11这种“新国际主义”实际上也预示了新时代的中国将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国际责任。邓小平理论对这种国际责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第一，邓小平理论认为加强自身的稳定和发展就是国家最重要的国际责任。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自身的强大是承担国际责任的基础。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好自己就是国际责任的一部分，就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他曾经提到：“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并且认为，中国维护好自身的发展与稳定是对世界负责任的一种表现，由于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其自身的稳定本身就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贡献”。邓小平曾经说过：“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绝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人类负责”。12

第二，为了促进世界发展，承担国际责任主要就是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这样的新秩序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更重要的是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种新的经济和政治秩序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希望提供给国际社会的一种公共物品，使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受益。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控制了现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行为时有发生。因此，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本身就是一种重大的国际责任，指导建立这种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原则应该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

第三，邓小平理论主张中国担负的国际责任应当与一国的实力相当。他认为中国在国家实力不是十分强大的时候不能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正如他所说：“我们现在还很穷，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方面，还不可能做

得很多，贡献还很小。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对人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13

同时他也认为中国自身的发展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这就是要求中国在实现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之前要首先清楚自己的国家实力，中国不会采取与国力不相称的方式去进行国际援助，而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也主要以间接贡献为主。

总之，邓小平理论所体现出的“新国际主义”国际责任观，主要强调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应当为国际社会承担一定的责任，但这种责任要与中国的实际发展水平相适应，要在保证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和反对霸权主义的基础上进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不是要推翻现有的国际体系，而是逐步地融入和推进其发展。

（三）“负责任大国”的提出及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经历了从融入国际制度到承担国际责任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中国更愿意加入多边经济组织和制度，而对各种多边安全组织和制度则取谨慎观望或有限参与政策，担心一旦加入就要受到制约或被孤立。在实施开放政策的最初20年内，除了缺乏制度性规定、较为松散的论坛外，中国从来没有作为主要发起国参与建立任何多边组织或机制。同时中国一直强调自己仍是发展中国家，争取和接受了许多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大量援助、资金和技术，而对救助其他国家及联合国维和行动显得并不热心。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对国际制度的态度变得更加积极，中国加入了世界上大部分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特别是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转折，标志着中国全面融入现有的国际制度和组织，中国由一个体系外的游离者成为了体系内的参与者。但是在中国加入国际制度成为国际社会成员之后，中国是否应该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承担国际责任？这一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像对国际制度一样，中国对国际责任的态度也经历了从犹豫、认同到积极的过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对国际责任的认识不断加深，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中国转变角色、承担地区和国际责任提供了重要契机和动力。中国不仅向遭受金融风暴冲击的国家提供了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紧急援助，而且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牺牲自身经济利益来换取地区经济的稳定。中国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为稳定地区乃至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做出了贡献。中国政府在处理此次地区金融危机中积极、负责任的行为，向亚洲乃至世界展示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此后，中国逐渐加大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力度。截至目前，中国共向11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援助，援助项目达2000多个；已减免了44个发展中国家总计198笔、价值166亿元人民币的对华债务。此外，中国还主动倡导创建上海合作组织以维护地区安全局势，积极参与朝核危机管理，倡导并主持“六方会谈”也体现了同样的外交诉求。14

从1997年至今，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提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可以通过《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1997—2013）中“负责任大国”这个术语出现的频率反映出来。

第一阶段从1997年至1999年，这个时期是“负责任大国”提法的初始期。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并不是中国政府自己，而是泰国总理川立派。15

当时由于中国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得到了亚洲各国的称赞，川立派赞扬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表达了大多数国家的观点。可以说中国在危机中的负责任行为得到了其他国家的认同，而他国的认同使中国政府增强了“负责任大国”的意识。所以在以后的多次场合中，中国政府提出要做“负责任大国”。

第二阶段从2000年至2005年，这个时期是“负责任大国”提法的争论期。在这个阶段，无论是官方还是学者都对这个提法存在争议。一派对此持积极态度，认为随着中国实力增强，应该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一派对此持谨慎态度，认为中国主要是要搞好自己国内的事情，不应该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特别是超出自身能力的国际责任，认为“中国责任论”是西方设下的陷阱。特别是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后，

更是把争论推向高潮。

第三阶段从2006年至今，这个时期是“负责任大国”提法的成熟期。从上图统计来看，这时期该术语出现的频率明显上升。经过前一时期的争论，对中国到底要不要承担国际责任，对谁负责，怎么负责等问题有了比较成熟的认识，并且中国的负责任行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这更加坚定了中国做“负责任大国”的信心。

1999年《中国外交》的开篇则出现了对于中国“负责任大国”国家身份首次作出明确、完整的表述，即“中国作为一个和平、合作、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日益突出，国际地位和影响进一步提高”。16此后每年的《中国外交》中，不再仅是在论述中国在各领域外交行为时零散提到中国的作为是“负责任”的，而是在中国外交理念部分屡次明确表明中国是“负责任大国”、发挥着“负责任大国”作用，即有意识地通过建构中国“负责任大国”国家身份来塑造其自身在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国家形象。如“中国的主张和行动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中国负责任的大国作用日益受到众多国家的赞扬和肯定”、17“中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的言行展示了一个和平、公正、负责任大国的形象”、18“中国积极参与解决西亚北非地区热点问题，发挥了独特作用，显示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19等。自此以后，“负责任大国”作为中国国家身份定格下来，国家领导人开始在不同场合的演讲中多次声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

2007年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有必要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中国历来是国际社会的负责任一员，始终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处理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国将依据肩负的国际义务履行相应的责任，将考虑自身的能力做力所能及的贡献。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将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确定自己的立场，将在中国自身的利益与世界人民利益的结合中做出政策选择，将把自己所承担的国际责任与时代发展潮流和历史前进方向一致起来。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初衷是既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世界负责，更要对未来负责。”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