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学人外交”局外人办局内事

“学人外交”是民国外交史的一个有趣现象。在民国历史上，主要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相当一批学有所成、学有所专的高级知识分子，尤其是著名大学教授或学界名流，直接以“学人”身份介入外交事务，充任中国外交使节或重要外交官，像人们所悉知的胡适、蒋廷黻、王世杰、罗家伦、叶公超、张忠绂、张彭春、陈之迈等人。这些学人拥有特殊的身份地位，既有非常尊荣的学术影响与学术头衔，又有相当的政治社会资源或职业外交官所不具备的优势作依托，但他们缺乏职业外交官特有的专门外交业务技能训练和长期修成的职业涵养（如遇事忍耐、冷静、平和而庄重等性情，以及善于交际应酬、斡旋等职业本能）。这些“学人外交官”如何应对角色与职业身份的转换，及其对民国外交的影响和冲击力，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

社会“名人效应”在外交领域的存在，有助于扩展本国外交活动的影响

依据现代外交学而言，社会名流在其功成名就之后进入本国的外交队伍，至少可以起到四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一，发挥一技之长。 即以其学术上的造诣和丰富的阅历，直接报效于国家。其二，增强凝聚力。社会名流具有一定的社会威望，其介入外交活动本身就是对政府的一种支持，并可调动国内一切积极因素。其三，扩大国际影响。社会“名人效应”现象在外交领域同样存在，社会名流加入外交队伍，因其在国际上的某种知名度，在各种外交场合不仅更受尊重，亦有助于扩展本国外交活动的影响。其四，广交各界朋友。社会名流以其社会影响和魅力，往往比其他外交人员更容易成为外交场合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或核心人物，而与各国名流交朋友是任何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包括国家重要领导人。

由此可知，在民族危亡之时，国民政府广泛延纳学界名流，如胡适、蒋廷黻等人，介入实际的外交操作之中，借重他们的威望与影响办理外交，并非看中其什么“职业”技能，而是其外交职业技能以外的因素。透过汪精卫和孔祥熙给胡适的函电，即可了解这一点。汪称：“先生虽不是外交界的人才，但先生对于政治外交，运用丰富的学识与锐利的眼光，极真极远，无所不烛。试问今日，政治界、外交界的老手，有几个及得先生呢？”孔言：“此次使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唯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吾兄长才，自能应付裕如。”而像胡适这样的学界名人，同样在他使事的美国博得了好评，《纽约时报》放言，“重庆政府寻遍中国全境，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适更合适的人物”。与胡适大致同一时间担任外交职务的北京大学教授张忠绂则称：“抗战期间，由胡适先以半官式，继之以正式大使的身份，驻在美国。这对于国民政府甚为有利。独惜在日美战争爆发后，他被撤换，外交部长亦由宋子文继任。战后美国舆论对国民政府由同情转为敌视，其原因虽多，但与重要官吏人选，似亦不无关系。”张忠绂之说，可视为学人对胡适以及本群体人员出任外交官的角色与地位转换的某种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