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学人外交”局外人办局内事（2）

学人作为官僚系统之外的人士，与职业外交官有着某种相似乃至于相同的体验和感受，即外交官难为

学人作为官僚系统之外的人士，与职业外交官有着某种相似乃至相同的体验和感受，即外交官难为。职业外交官顾维钧抱怨说：“我曾暗自注意，正常的国际间政治活动——外交，在程序上和运作上确有很多传统的方法和一定的门径。精通这些知识和机智地运用这些手法，原是我工作上和职务上分内之事。我研究过外交术和外交史，懂得哪些话可靠，哪些言论可以视为是实在的。但在中国却还有一种所谓‘内交’，即施于内部的外交。这无疑是更难的，因为不能摸透政府领袖的真实意图。政治上的利害歪曲了事实的真相。政府经常不将事情的真貌全盘告诉国外代表，有时甚至只说些表面上正确，而实质上不真实的话，因而常常给国外代表的工作造成不必要的困难。”蒋廷黻则称自己是“局内的局外人”，出使苏联“不是人过的生活”。相比之下，胡适乃是一个与国内政治中枢管道较为通畅的人。但他同样地认为出任驻美大使，从事外交事务，实际上是过着一种“并不快活的生活，是真受罪的生活，做的是我二十多年不愿意做的事”。胡适厌倦外交生活，亦不排除与其难以适应外交这种高度技术性的工作有关。

“学人外交官”的被动与麻烦

学界名流出任外交官，虽有许多职业外交官所不具备的优越资源，但他们没有职业外交官所具有的专业性的技能、经验与训练，从而为自己的工作造成种种被动，引来诸多麻烦，并招致多方攻击。胡适被人认为不务外交“正事”，不悉外交“技艺”，乃至“口无遮拦”。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就有人针对胡适在任时所作的一次自由演讲提出质询，内中称胡适言：“粤汉铁路陷落后，中国政府曾发生动摇；中国军队已退入内地，不能再作阵地战”。而胡适在回复外交部电询时则辩解曰：此不过是自由讨论的谈话，且事先宣布不公开发。又，“弟到此任后，曾密商美外部负责人，决定以最诚恳之态度，向各方声明我国抗战之决心，同时表示急待援助情形颇得各方同情”。殊不知，外交官在涉及国家重大问题时，绝不能自作主张，自行其事，并在发表言论或消息时，应及时向上级机关进行必要的请示，统一口径，以免授柄于人。因为“在公开席上发表言论，往往使驻在国政论家或记者，误解本国政府的意见，重则惹起两国纠纷，轻则使代表卷入新闻论战旋涡中”。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认为此次事变系苏联从中主持，遂饬令驻苏大使蒋廷黻向苏联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蒋则在未与本国外交部重新接洽并对整个事件了解的情况下，即遵令请求苏联外长李维诺夫接见。会谈中，蒋廷黻要求苏方“承认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有关，而第三国际是与苏联有关……”，应负事变之咎，并与对方大闹一番。李维诺夫则对突然加诸于苏方的“莫须有”的罪名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反问蒋：“这种抗议是出自中国政府，抑是你自己的意思？”蒋没有否认此乃政府旨意。结果李维诺夫训令本国驻华大使向国民政府致以严重抗议，引发一场外交风波。此次风波使蒋廷黻在内失信于外交部，在外则不惬于驻在国政府，不得不以返国述职为词，“去而不复返矣。”而外交交涉需要充分的调查与研究，做到事实确凿，言必有据，绝不能贸然从事。正如职业外交官顾维钧所言：若发生此类情况，首先“急电外交部，询问某院长的电令曾否经行政院通过及外交部是否同意。第二，对外国政府抗议，必须有充分证据而后可，不能随便乱抗。这是很严重的外交措置。第三，访李维诺夫时，最好用探询的口吻，试探他的意见与苏联政府的立场，毋妨多用‘听说’字句。”另外，从外交操作上来说，做使节者最应避免与驻在国关系僵化，而应保持一种融洽的关系，以利外交之展开，并防止自己被对方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