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沈青 韦定广：“中国梦”进程中的道路选择及其博弈

著名近代史专家胡绳先生曾经指出：“在近代中国前面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1]胡绳先生所说的“近代化”，就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而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问题，即如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梦想的实现需要工业化、现代化，而工业化、现代化则存在不同的道路选择。因此，正确的道路选择对于“中国梦”的实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历史上，中华民族为实现“中国梦”曾有过不同的道路选择；道路不同，效果与影响迥异。回顾近代以来不同道路的博弈与选择，对于我们深入体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道路决定命运”思想，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与决心，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回顾中国近代以来，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始终是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矢志不渝的“光荣与梦想”。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治夷”的口号。“夷”之“长技”者，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成就；所谓“治夷”，也就是要能够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机器生产，有效抵御外来侵略，维护民族的独立、尊严与领土完整。后来洋务派奋力推行的洋务运动，便是这一口号的具体实施。作为洋务派的领袖，李鸿章的思想与行动存在不可克服的阶级局限与时代局限，然而他那种努力让中国重新振兴、跻身世界强国之林的急切愿望，同样体现了广大人民共同拥有的“中国梦”情怀：“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2]在魏源及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对“中国梦”的渴望与追求之后，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组织的变法图强运动；运动失败之后，则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振兴中华”口号是孙中山第一个提出来的。孙中山在中国成为地球上“最贫弱之国”时，提出要将中国建成“世界第一富强之国”，并且号召四万万同胞都要立下这样的志愿。[3]

梦想背后是对道路的艰辛探索、选择以及大博弈。著名学者罗荣渠先生认为：自鸦片战争到1949年，“在这一百年中，中国几乎对西方出现过的各种现代化模式都进行过快速的试选择，这是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罕见的记录”[4]。择其要者：洋务派试图在传统制度和权力结构范围内实现工业化。李鸿章认识到，当时中国所面对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因而竭力推动朝廷兴办新式军事工业以图自强。然而，在高度集中的“巨型帝国”式金字塔权力结构制约下，新生的经济力量与社会力量很难有发展空间；往往是刚刚诞生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影响，便会遭到封建保守势力的疯狂摧残与扼杀。洋务运动的失败大体缘于此。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曾经分析：“晚清政府在各种危机面前所采取的那些犹豫不决、立足防守的特殊政策，对现代化的实现几乎一无所助。对19世纪的中国统治者来说，进行重大的社会变革已越来越成为不可思议的事情，更不要说将它付诸实施了。现行政府体制与实现现代化的果断行动极不适应，这一缺陷是中国现代化起步缓慢的主要原因。”[5]

吸收洋务派的教训，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学习英国、日本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道路。康有为很自信地认为：“变法三年可以自立”，“二十年而为政于地球”。然而事实上，“维新”只存百日，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最终落得一个被晚清统治者赶尽杀绝的下场。究其原因，康有为等人既要维护民族独立，又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既反对封建顽固势力，又试图依靠旧政权实现政治变革。正如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一针见血指出的：“1898年的维新派仅仅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他们仍然只是要求‘传统范围内的变革’。”[6]

“百日维新”的失败充分证明：中国要实行政治变革、社会变革，走不通改良主义道路。在此背景下，有了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

辛亥革命的重要贡献是推翻了极端腐朽、反动的晚清朝廷，但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如孙中山所设想的那样，效仿美国，顺利走上以三权分立、财产私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从理论上分析，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确实是一个具有现代化内涵的纲领性架构：“民族”即按照平等原则建立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民权”即遵循人民主权原则，建立能够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共和国(“民国”)；“民生”就是要在平均地权基础上，推动经济的工业化现代化。然而问题在于，孙中山所依靠的革命党或民族资产阶级不但力量过于薄弱，而且政治上也不够坚强。结果害得孙中山将到手的总统职位，转眼又拱手让给了袁世凯；而袁世凯既是晚清旧政权的代表性人物，同时思想深处也完全是封建主义的。中国近代史专家蒋廷黻先生指出：“我们20世纪所需要的，是一个认识新时代而又能领导我们向近代化那条路走的伟大领袖。袁世凯绝不是个这样的人，他不过是我国旧环境产生的一个超级大政客。”[7]由此导致20世纪初的中国出现一种非常奇特的景观：一方面工业化有所发展，现代物质文明开始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时在制度层面，虽然不断在形式上有所变动，但究其基本精神、社会意义甚至具体架构而言，却仍然是传统的。

在非西方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政治衰败”现象，即“尽管在不同的制度性领域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已经建立了初步现代的框架，但现代化的进展不仅缓慢，而且它们的宪政统治也摇摇欲坠，让位给五花八门的独裁统治和权威主义的半权威主义的统治”。著名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德的这一观点，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从对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和苏丹等国的考察中得出的结论。然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中发生于亚洲、非洲国家的政治衰败现象，中国则早在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初期就已经发生。在当时，伴随“中华民国”的成立，各种各样的现代政治框架也都被大量移植至中国。例如：短短十余年间，宪法就先后有过四个不同的版本(1912年的临时约法、1914年的袁世凯约法、1917年流产了的安福宪法以及1923年的曹锟宪法)；国会时存时亡、政党则多至300以上；具体政治制度更是复杂多变，诸如总统制、国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制等这些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有过的，中国也都试验过……但是，恰如美国学者罗兹曼所分析的，“政治上的改革，形式是从国外学来的，而做法和内容却仍然是保守的中国式的”[8]。因此，即使在民国之后，整个国家依然处于封建独裁专制制度统治下；无论早期的袁世凯，还是后来的各路军阀以及蒋介石政权，都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在现代形式下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