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论:作为话语的“中国梦”
“如果不同时创造一个理想,那么一个社会就既不能创造它自身,也不能再造它自身……一个社会并不仅仅由构成它的个体们的集合所组成,还有他们所占据的土地、他们所使用的东西以及他们所进行的运动,但是首要的是它构成它本身这一观念。”(14)“中国梦”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精神的一个表述性的符号,缔造了中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身份属性和集体观念,也成为中国当前的社会理想。然而,任何语言不可能离开主体而存在,也不可能离开语境而独立具有意义,相反,任何语言都表明了一种关联——语言和社会之间的关联,主体和内容之间的关联,“当我们理解一个语篇的种种‘意向’时,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是把它解释为是有指向的,是被构造出来以获取某种效果的;而这些没有一丝一毫是可以离开这一语言在其中互动的那一实际情况而能够被把握住的”(15)。
“中国梦”作为年度热词在社会化媒体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在6个月内,有超过10万个活跃的微博账号通过新浪微博发布与“中国梦”相关的讨论。政务微博、媒体微博、认证个人微博、校园微博、企业微博以及普通微博等都对“中国梦”进行了广泛的涉及和传播,基本实现了微博群体的全面覆盖。在传播方式和传播策略的使用上,微博传播中原创、转发、评论等多种方式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梦”的传播效果。本研究的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中国梦”包含集体、民生和个人三大维度。研究发现,不同身份的微博用户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中国梦”进行表态,并赋予了“中国梦”多个维度的含义。“中国梦”的传播尽管在政务微博、校园微博等为代表的官方舆论场上体现出相当的“正能量”,但以政务微博为代表的官方舆论场与个人认证微博、普通网民微博为代表的民间舆论两者之间缺乏共鸣,高曝光率和关注度的话题交叉性不足。首先,作为宏观层面及集体身份的“中国梦”,这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信念、社会主义道路相勾连,为神舟飞天、蛟龙探海等重大社会事件所深化,带来较强的正能量;其次,作为中观层面及“大民生”概念的“中国梦”,这与“可靠的生活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相勾连,反映出社会各个层面强烈的民生需求;最后,作为微观层面及“个体化”概念的“中国梦”,与个人基于合法奋斗的有效性相勾连,表明对“获得更好的教育”、“更高的收入”、“更稳定的工作”的急迫诉求,从而带有较为浓郁的人性关怀和人文色彩。
第二,“中国梦”在不同群体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研究发现,在研究样本中,无论何种传播主体,都对“中国梦”表现出高度的关注。但另一方面,受身份、立场等因素的影响,不同主体在解读和传播“中国梦”的策略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主流话语或者与主流话语一致的政务微博、校园认证微博等,通过自上而下的视角传播和解读“中国梦”;而以个人认证为主的民间微博,则基于个体的体验,自下而上地仰视“中国梦”。在认证用户中,对“中国梦”传播和参与度,依次是政务微博、认证个人用户、校园认证用户、企业认证用户、媒体认证用户、社会团队认证用户。其中,以各类党政机关为主的政务微博,在传播和宣传“中国梦”中最为活跃,发布数量占据所有认证用户的近半。
第三,“中国梦”的主流阐释和多维解构同时并存。研究发现,主流话语体系利用以政务微博为代表社会媒体平台,积极传播和建构“中国梦”,但其信息被淹没在无数解构“中国梦”或批评现实的信息中,从而导致官方话语的阐释力不足,传播力不足,传播效果被大大削弱。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梦”的主流阐释主要局限于集体性的维度。官方语境下的“中国梦”是民族复兴、国家富强抽象化了的代名词,亦是一种集体的身份认同。因而,官方主流话语的阐释是闭合式的,即以不同的视角阐释去论证、解读“中国梦”的合理性,在具体的描述中,这种合理性往往与社会上的正能量相联系。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官方主流话语对“中国梦”的表征是领导的讲话、崇高的向往、美好的事实、先进的典型、优秀的个案。另一方面,“中国梦”的民间阐释主要局限于个人和民生的维度。民间舆论中的“中国梦”强调对个体的关注,其诉求为具体化、可感知、可把握的“中国梦”,其解读是发散式的,即将“中国梦”这一内涵延伸出若干不同的话题,并跟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负面现象进行捆绑,并据此进行解读和阐释。民间话语对“中国梦”的表征是:健康的环境、廉政的官员、低廉的房价等等。因而,民间的阐释,易与复杂的社会矛盾相勾连,倾向于将社会上的一些有失公平、正义、平等的现象引申为对“中国梦”的嘲讽、指责。
注释:
①[美]詹姆斯·保罗·吉:《话语分析导论:理论与方法》,杨炳钧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2-33页。
②本研究中的数据若非特殊说明,皆由合肥学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特此致谢。
③[荷]托伊恩·A.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曾庆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27页。
④[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周涛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7页。
⑤[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周涛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7、45、67页。
⑥[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10版)》,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37页。
⑦谢立中:《走向多元话语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⑧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⑨刘瑞生:《中国微博发展态势与热点解析》,载唐绪军主编:《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2页。
⑩[荷]托伊恩·A.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曾庆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32页。
(11)[法]阿兰·图海纳:《行动者的归来》,舒诗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53页。
(12)表格中的“概率”指每1000个汉字中出现某一词汇的几率,计算方法为:词汇出现的频次/文本总字数×字数×1000‰,如“社会主义”在政务微博中出现了761次,政务微博一共有1812319字,其计算的方法为:761/1812319×4×1000‰=6.7185‰。
(13)[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348页。
(14)[法]埃米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转引自《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李国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45页。
(15)[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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