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理实践的重要理论价值

以2013年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如果说此前改革开放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话，那么从2013年开始，中国开始了全面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

超越“唯增长论”的发展模式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统领，而其中的“一个中心”即是经济建设。今天全球普遍谈论的“中国模式”，也是以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来快速的经济增长为中心来考察中国经验的。在实现“国强民富”目标的大背景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指导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是完全正确的。过去这些年，中国也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实现工业化、城市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了很多有益经验。但总的来讲，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知识，尽管全面地挑战甚至否定了西方学术界、政策界的主流思想即所谓“华盛顿共识”，却并未超越一般的经济学规律。相反，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发展生产力的工作，正是主动脱离僵硬和简单的前苏联经济理论，积极和现代的市场经济理论并轨的过程。

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第二代和继任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经济体制改革理念，简单地概括，就是一套通过渐进的改革方式实现指令经济向现代意义上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在所有制形式、要素的流动与价格形成机制、供给与需求通过市场来协调等方面，中国的实践都是一个主动地追求现代的、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模板的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换句话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就其所追求的目标来说，并无特殊或“中国例外论”之处。广义上讲，这些目标和“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目标有相当大的一致性，都是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尽管在社会政策上、在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治理中的作用等方面，中国的经验提供了不少新的理论视角。其独特之处，在于国家有意识地主导改革和积极推动经济发展。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不仅积极地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而且积极参与发展经济。这样的制度特征，一方面使得中国成为全世界最成功的“发展型国家”，但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政府形成了巨大的“经济偏见”。经济发展成了各级政府的中心任务，经济增长成为各级政府绩效的主要甚至唯一考核指标。这种“唯增长论”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不少问题，并在2000年前后开始变得愈发严峻，比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扩大、官员腐败、社会失范等等。

中国的领导集体在2002年后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理念，就是基于意识到必须超越“唯增长论”的主动举措。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发展要向更高质量、更协调、更可持续的层次提升；和谐社会则强调社会公平与公正、诚信友爱、和谐又充满活力等发展目标。虽然这些良好理念的提出非常及时，但中国的治理体系长期被GDP主义绑架，使得一个能强有力推进经济增长的体制，在追求众多非经济目标以及突破既有经济增长模式方面力不从心。

一个例子是，为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或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央多年来试图降低经济发展对环境的污染，并提出了“绿色GDP”等概念，在官员的政绩考核中增加了环境保护指标。然而，这些治理观念和技术上的改变，并未有效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显著变化，同时也说明国家治理体系中尚存在一些待于发展和完善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