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变异“人际圈”：“逆淘汰”用人催生官场“黑文化”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在全国多地采访调研发现，一些地区、领域腐败案件高发的背后，腐败官员与商人、亲属情人间以利益为纽带结成的各种异化的人际关系圈若隐若现;以“小圈子”为标准选人用人、拉帮结派，助长了“红包文化”、“江湖文化”、“买官文化”等“黑色文化”。受访办案人员和专家建议，要净化政治生态，必须强化对干部“带病提拔”倒推问责机制，推行公开透明的选人用人制度，从根本上打破腐败“小圈子”，涤清用人“黑文化”。

以利为绳编织的变异“人际圈”

据受访办案人员和基层干部反映，有的地方的政治生态出现问题后，表现为政商勾结、上下串通，买官卖官、权钱交易等呈现网状牵连，人际关系以利益为核心盘根错节，形成异化的“小圈子”：

一是利益板结形成“共腐关系圈”。为了降低腐败风险，腐败官员往往首先在政界精心营造“小圈子”，通过提拔自己人，打造人身依附体系，上下勾连、左右同谋形成利益板结，板块内和平共处，利益共享。

湖南省交通系统窝串案中，在迄今被“两规”或刑拘的28名干部中，有13人涉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冯伟林案、5人涉湖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邹和平案、4人涉湖南省交通厅原党组书记陈明宪案、3人涉湖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李晓希案。

湖南省委党校党建研究部主任龚永爱等专家分析说，某些干部的“人际圈”，已沦为“以腐败为荣，以廉洁为耻”的旧式官场。在这个“圈”内，众人尊奉共同的“权威”，共同维护并确保其话语权;层级之间抱团不断输送利益，形成隐形的利益“市场”甚至“交易”价格。

而在圈子与圈子之间，既相互独立，互不干扰，又因为板块交叉和利益纠葛而相互妥协，形成共案。

如江西萍乡市腐败窝案中，政协主席晏德文与常务副市长孙家群之间有“师徒关系”，孙的提拔曾经得到晏的诸多关照，市委秘书长张学民与晏德文又有同学关系，这些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为他们共同作案提供便利条件。

即使是圈子的关键人物东窗事发，其余人也想方设法遮掩。《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一些腐败高发地区采访期间，有的官员不仅对他们已经出了问题的前同僚或上级讳莫如深，偶尔有人谈及也马上出面“打岔”;还一再抱怨反腐影响了地方形象，尤其对当地被舆论称为“腐败重灾区”异常反感。

二是钱权交易建立“政商联盟圈”。办案人员发现，腐败官员热衷于精选商人作为“VIP会员”，建立政商联盟，进行利益切割，大搞权钱交易，实现圈子内利益共享。

例如，一些腐败窝案中，涉案腐败官员往往利用自己分管领域工作的机会，在编织各自的人脉关系网，形成“山头”的同时，据守各自分管的领域，拉帮结伙，官商勾结，进行钱权交易。

办案人员分析认为，腐败官员建立的每个圈子，往往都固定有几个老板身处其中，人员结构和利益链条相对稳定，具有隐秘性和排他性。有的腐败官员在对待受贿的问题上，甚至坚持“小钱不收、平头老百姓的钱不收、不信任的人的钱不收”的“三个不收”原则，将受贿对象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

三是“代言牟利”培植“亲属情人圈”。办案人员告诉本刊记者，腐败官员惯用的手法是，藏身幕后，固定安排1--2名至亲好友出面，充当自己收受钱财的“白手套”和牟取利益的“代言人”，以此隐匿和过滤违纪违法留下的痕迹。

例如，受贿4380万元被判无期徒刑的冯伟林，在主政湖南高速期间，将家人培植成“代言人”。其中，冯伟林通过“打招呼”让工程商王某承揽工程，并约定由其弟冯冠乔出面分一半的利润。仅此一项，冯伟林伙同冯冠乔就实际获得1500万元的“好处费”。

江西一名落马厅级官员在插手工程项目时，均由其外甥何某出面，收受的1000多万元赃款都放在何某名下。他对何某说：“钱先放到你这里，由你来保管、投资，等我退休安全着陆后再来拿。”

湖南省交通厅纪检组长刘志信告诉本刊记者，陈明宪案发后，除刚满周岁的小儿子外，身边的亲属都有涉案，其妻周茜、其子陈钏、其妹陈明珍、其弟黄道军都通过陈明宪的职务便利谋取了巨额非法利益，其身边的朋友、同事、司机都有涉案。冯伟林案中，其妻子及弟、妹都被起诉，其弟冯冠乔更是因为中间人中标牵线搭桥收受贿赂1775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

上述异化的人际关系一旦在党内、政府内蔓延，必将对政治生态造成严重损害。“‘小圈子’一旦形成，就很难打破，除非反腐外力的介入。”多位受访的纪检干部认为，这种“黑色圈子”的本质是腐败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利益板块内往往和平共处;谁不遵守游戏规则，就会被视为“另类”加以排斥;谁敢通过举报或查处打破某种平衡，就被视为“大逆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