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法治体系：理财治国之重器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财政定位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充分说明财税体制在理财、治国、安邦中始终发挥着基石性和制度性作用。站在这个高度上，日前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依法治国总目标，财税法治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全局中无疑居于决定性的地位。

从本质上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法治化。在“理财治国”图景中，财税改革与财税法治紧密衔接、相互配合，共同构成国家治理总目标的两大核心要素。通过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四个维度加以构建，并将机构人员、文化思维作为深层保障，能够强有力地推进我国财税法治体系的全面形成和自觉运行，进而有效地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一体两面：财税改革与财税法治紧密衔接、良性互动

四中全会《决定》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通过的第一个关于加强法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这是我国依法治国征程上新的历史起点。

综观全文，其中直接提到“财税”及相关语词的次数和篇幅似乎没有三中全会《决定》那么多，基于此，有一种观点认为，这说明财税法治在依法治国中的地位不够突出。但我们认为绝非如此，两次全会和相应的两大主题在时间轴上渐次展开、在逻辑链上环环相扣、在侧重面上相互交融，因此，应当将两份《决定》紧密结合起来，打通其内在关联，从一种整体主义的视角来把握它们的内涵意旨，而不宜将两者割裂开、单独分析，更不宜仅仅根据表面上某些词语的出现频率来评判重要性，否则将可能导致视野的狭隘、对本意的误读甚至是方向的迷失。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10月27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所强调的，前后两个《决定》形成了“姊妹篇”，即“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需要深化改革”。之所以能用“姊妹篇”来形容，表明它们分别代表的“改革”与“法治”间筋脉相连、至为密切。鉴于此，在三中全会《决定》和中央政治局随后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对财税改革做了顶层设计的情况下，四中全会《决定》有关法治建设的整体构想以及机制制度的具体建构同样适用于财税改革，从而进一步彰显、强化财税法治的关键地位和重要性。

要言之，财税改革需要财税法治予以保驾护航，优化财税法治体系是深化财税改革的压舱石和最优路径，正如同大鹏之两翼应齐飞、战车之两轮应并进。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财税法治建设未能得到充分重视，远远滞后于财税改革的进度，“立法阻碍改革”的观点一度占据主流话语。例如，沪渝两市房产税试点、“半夜鸡叫”上调印花税、1984年和1985年税收立法授权带来的大量税收“暂行条例”等，均采取了改革先行、立法脱节，行政主导、人大缺位的作法。其结果是，由于缺少法治的规范，这一系列财税改革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颇受质疑，在实践中难以被民众自愿遵行；由于缺少法治的指引，财税改革也容易变得短视、部门利益化，以致陷入困局。

当前，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稳定进入风险期的新形势，财税法治对财税改革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具体表现为，首先，财税法治有助于协调各利益主体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使财税改革凝聚起最大共识，保证决策内容的科学性和决策执行的顺畅性；其次，财税法治有助于增强财税决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让市场主体在统一规则下公平竞争、自主创新，也让公权力机关在既定规则的限度内行使权力、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再次，财税法治有助于廓清、指明和坚定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目标，通过财税立法来引领财税改革，使财税改革做到蹄疾步稳、有条不紊。由此足见，推进财税法治是推动财税改革的压舱石，更是建设法治国家的突破口。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从过去常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以及从“法律”到“良法”、再从“良法”到“善治”的两步走，体现了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重大飞跃。换言之，一个完整的财税法治体系不仅需要静态的财税良法，还需要动态的财税法治实施、法治监督和法治保障。而要完成财税法治的系统性建设，应当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相结合，从这四个维度统筹着力，协同推进财税领域的“良法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