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民主是世界政治冲突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文明的冲突”因“民主”而成为现实，这大概亨廷顿当年不曾预料到，或者说亨廷顿不会刻意把民主与文明的冲突的关系突出出来。虽然亨廷顿也偶尔提及民主化对于“文明的冲突”的影响，〔1〕但核心是论证种族认同所引发的冲突，并专门以巴尔干半岛为例论证建构出来的种族认同如何导致种族清洗式的文明的冲突。〔2〕

本文所要回答的是，近代以来的种族—宗教认同( 本文有时统称“文化认同”)固然是“文明的冲突”的一个重要诱因，但是历史上很多种族—宗教认同问题、哪怕是种族—宗教认同危机并不必然导致冲突或者战争，其中的差异在哪里？为什么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种族—宗教认同危机会演绎出不同的结局？为此就必须寻找从文化认同到文明冲突之间的中介机制，我认为这个机制就是民主化或者民主本身。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必然带来对世界未来秩序的思考：如果文明的冲突是必然的和普遍的，而民主又是文明冲突的内在机制，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推广民主的国家安全战略最终却在为自己制造敌人？ “阿拉伯之春”或许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曾何几时，伴随着“历史的终结”的大狂欢，西方思想界制造出“民主和平”即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的康德的“永久的和平”论。此时，头脑清醒者提醒人们，在民主转型中，由于垄断性体制的瓦解和毫无约束的言论自由，各方都会毫无节制地诉诸于民族主义动员而获得权力，因此民主化过程中发生战争的几率更高。〔3〕第三波民主化验证了这一道理，“阿拉伯之春”也是如此。但是，问题是，即使是老牌的民主国家之间及其国内，冲突也从来不断，比如印巴之间以及巴基斯坦、泰国等国的国内。也就是说，不但民主化转型会诱发国家冲突，巩固的民主国家同样会发生冲突。根本原因在于，过去我们对于民主的期许太高，以为民主能解决一切问题。本文最后我将详细论述，尽管民主是一种相对于君主制—贵族制等权力私有制的“权力公有制”，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和价值优越，但是民主说到底也不过是一种政体，而且是根本利益大调整的政体，因此民主本身就包含着内在的冲突。从第一波民主化到不被西方人视为“民主化”的民族解放运动(19 世纪40 年代－ 70 年代)，民主化都带来国内和国际冲突；而当民主遭遇伊斯兰主义或者与伊斯兰主义合谋的时候，民主所带来的冲突几乎是难以调和的，这是西方国家民主化进程所不曾有的冲突模式。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对于民主的一系列错误认识，比如民主在国际上有利于世界和平，在国内是一种最好的利益调节机制而保证国泰民安。民主本身不具有这样的功能！民主本身就是根本利益结构的再调整这一事实表明，民主是一个冲突性概念，而且是一个扩张性的冲突性概念，就像看上去很美的“文明”一样会带来冲突。民主本身不会自动而和谐地调节利益冲突，能够安顿利益冲突的是法治，比如当2000 年美国大选陷入僵局时，是最高法院定输赢。

当西方人心目中的属于个人权利范畴的自由的民主延伸到其他文化—文明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自由主义民主”就变成了“民族主义民主”和“伊斯兰主义民主”，或者演变成“民粹主义民主”。显然，这些变种后的“民主”的冲突属性就会得到加强，它们甚至会压制和摧毁原生态的保护个人权利的自由民主，使得诸种民主形式之间有了内在张力和冲突。

如果把世界近代政治文明史看做是托克维尔所说的人类不可阻挡的平等化趋势以及由此而来的民主化的历史，而民主本身具有冲突属性，民主的历史就是人类利益大冲突的历史，只不过这种利益冲突在西方国家似乎已经成为过去时，因而“非历史的”西方行为主义社会科学总是以乐观主义姿态看待民主，即忘却民主的冲突过程而极力推广民主的终端模式，结果却是变种的民主反过来压制甚至摧毁西方人所熟悉的自由主义民主。这种历史的非预期结果肯定不是西方人所乐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