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性的批判态度对待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8）

汪行福：从事理论研究就是绘制詹姆逊所说的“认知地图”，让人们在历史时空中找到方位感，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定位也应该如此。

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主义既包括对未来目标的规范性认定，也含有对当下情境的批判性诊断，具有规范性和批判性两个维度。但在国外马克思主义那里，有些理论家长于批判，却短于规范证明；有些理论家擅长规范证明，却没有对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做出实质性分析。即使那些积极探索反资本主义策略的理论，如魔幻马克思主义和霍洛威的“不服从”的行动政治学，也更多地停留在话语上的修辞层面。在国外马克思主义那里，批判旧世界和发现新世界之间存在深层断裂。

李佃来：客观地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确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注入了新元素。三十多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大致是通过文本的再理解以及研究主题的不断开新向前推进的，这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在中国学术史中的不断深化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叠。因为不管是对经典作家文本的再解读，还是对诸如政治哲学、文化哲学和人学等领域的开辟，仅靠传统理论体系是无法进行的，正是异质于传统理论架构的国外马克思主义为国内学术界提供了新的学术切入点，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沿着“从后思索”的逻辑走向了新阶段。

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为中国的现代性反思提供了全新的思想资源。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围绕现代工业文明所衍生的一系列问题开展理论批判，这在思想史上为人们反思现代提供了有针对性的话语资源，对我们理解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亦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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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起源

格奥尔格·卢卡奇（1885—1971）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创始人之一。一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最早由柯尔施提出，他在1930年重版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一个增补材料《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中谈到，“我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提出的论点在许多方面与卢卡奇在更广泛的哲学基础上所确立的命题相一致”，这里主要是指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后来，无论是梅洛-庞蒂的《辩证法的历险》（1955年），还是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1976年）都无一例外地把《历史与阶级意识》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