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冲突：解决中日东海权益争端之战略与对策（3）

此外，一种对海权价值的理解认为：大国追求海权是为了确保国家的海上战略运输线。其实，由于具有战略价值的海上运输线都是国际性水道，那么在和平时期航线的安全往往由包括最大海权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全体力量负责（如索马里海域国际护航），这一公共产品并不强求某一国家用自己的海军去单独维护（除最大海权国外单独维护也不甚现实）。而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当其海上战略运输线真正面临被切断与封锁的危险时，实际已经处于战争的边缘了。而且，威胁的来源只能是最大的海权国及其盟国。

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拥有与对手及其盟友权力总和旗鼓相当的海上力量，否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7］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德著名的日德兰大海战，号称世界第二的德国海军经此一战后，再也没有勇气与英国海军对决，直到一战结束，一直龟缩于基尔军港之内。吉林大学王家福教授在谈到金德尔伯格的思想中指出：“一个国家如果发展陆权崛起可能只需要30 年，那么一个国家如果需要发展海权那么至少需要100年。”

第三，国家对于海权的追求应当服从和服务于国家长远、宏观的整体发展战略。因此，海洋利益诉求应当从属于国家的整体利益诉求的框架之内。中国的崛起之路既是一个同国际社会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漫长而复杂的博弈过程，也是一个从国际体系半核心区域向核心区域渐渐靠近的过程。这其中既需要我们自身的不懈努力，更需要耐心地等待体系发生权力变革的历史机遇。相比于谋求权力结构突变的巨大成本，在韬光养晦中等待转机更符合中国的现实利益和国际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

海权战略是中国崛起整体战略中的重要一环，但应该更清晰地认识到追求海权可能给整个崛起战略带来的风险。1897年出任德国海军大臣的提尔皮茨是当时“庞大海军计划”的坚定倡导者。为了扩大德国的海权，整个国家的整体战略都被绑架到了与英国海上争霸的竞赛中去。英德关系虽然由于德国的崛起而变得逐渐微妙，但牢牢控制海权的英国彼时更担心法俄及马汉等力主海上霸权的美利坚，尤其是俄国向印度方向的扩张。而德国大力发展海军的计划则使整个大英帝国乃至英国本土都认为受到了严重挑战与威胁，从而把盎格鲁人的敌意一步步吸引到自己头上，奠定了失败的命运。摩根索认为：“国家利益是各种相互冲突着的政治利益的一个妥协产物，真正的国家利益必须具有某种妥协性。”［8］

因此，中国的崛起进程也应该被视作一个缓慢的利益博弈大棋局，中日之间的海洋权益争端背后所表现的深层次结构矛盾要求我们既要相信“时间和历史是站在中国一侧”而满怀信心，又要保持足够的克制，通盘因应、谋划全局、立足长远，防止“突进战略”将国家卷入到一场不必要的或过早的消耗之中。

中国的海权战略作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其目的是促进总体崛起战略规划的有序实施，避免部门利益对国家总体战略的绑架。海洋战略的从属地位决定了我国在对日本海洋权益划分的谈判中应当采取更加灵活、务实的博弈政策，必要时可以在部分权益上达成某种交换，以谋求东北亚大局的稳定与国家总体战略的实现。为了实现中日韩一体化进程，中国苦苦经历了十年漫长的谈判，在宏观战略上一定要避免囿于小得小失而丧失把握整体方向与进程的机遇。［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