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冲突：解决中日东海权益争端之战略与对策（6）

三、中国解决中日东海海洋权益争端的基本对策

东海权益争端如果仅仅从东海权益争端的法律角度去思考中日划界分歧，只是将其作为某个孤立的案件依照国际法的规则来审视，而不是把它们当成是一个全面的政治结构冲突的某个特定的侧面加以考量，结果只会使政治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不断地被以召开会议的方式而推来推去，最后则依据法律游戏的规则被搁置起来。［17］

因此，在东海海洋权益争端只能从中日两国之间具有更加宏观影响的政治与社会层面加以理解与研究。通过上面对问题的分析可以发现：破解横亘在中日海洋权益问题的具体对策应注意在四个方面进行努力，即在追赶与僵持阶段奉行“缓进战略”与具体的对策：以空间换时间、以拖待变、以压促谈、以武促和；“吸管效应”下海底油气资源的合作开发与东北亚地区“布伦特原油合作模式”的构建；安全困境与零和博弈状况下，权力结构与观念结构的重塑；媒体在民族主义情绪降温与国民政治理解能力培养中的社会责任。

（一）追赶与僵持阶段奉行“缓进战略”与具体的对策：以空间换时间、以拖待变、以压促谈、以武促和

中国作为崛起国，其国家实力与美日同盟实力比值在小于等于1.25 之前都应奉行谨慎的“缓进战略”，避免刺激霸权国及其联盟的战略围堵与遏制。在中日双边的结构性均势短期内难以改变、中美日三边力量结构远远不利于中国的背景下，谋求对任何一方极为有利的谈判结果都是很难想象的。当前中日海洋权益争端困局的背后就是僵持不下的权力均势的结果。

但是，历史总是有着某种偏向，国家权力的相对变化也会随着时间而发生改变。如果说旧时代的国际关系以小国或中等国家能够取得体系的主导地位为标志，那么二战后的新时代国际关系特点就是超级大国时代。全球化的知识传播与交往文化使得很多面积狭小的国家再难以寄希望于依靠数字代差与科技鸿沟来压制庞大的国家。基本实体作为进入超级大国俱乐部的一个门槛让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的庞然大物显示出极强的竞争能力，也让英国、法国和日本这样的中等国家面临着后劲不足的尴尬。如果说二战结束后的40年是日本崛起的时代，那么在冷战结束后就已经明显地进入到了中国崛起的时代。虽然同属崛起，但是一个中等国家的崛起相比一个具有超级大国潜力的国家崛起对体系的冲击力度和国际关系未来面貌是截然不同的。

如果中国能够在实力上升的阶段奉行审慎的“缓进战略”和“联系性权力”，而非对霸权国及其军事盟友实行“突进战略”与“变位性权力”。那么，就可以认为：时间与历史是站在快速崛起的中国一侧。对于一个实力上升的国家审慎与耐心是最为宝贵的财富，它需要平衡统治者的权力冲动、人民的非理性情绪以及对手诱导卷入战争的持续挑衅。

因此，面对中日东海划界争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提出了“搁置争议”，这本质上就是一种“以空间换时间”的海洋战略。在现今日本已经看透了中国“以拖待变”的战略意图并急于频频发难来谋求加速解决之时，我们更应当稳住阵脚，避免跟着日本的节奏走下去。而能够让日本人坐下来跟中国谈判的最好筹码就是积极开发东海“中间线中国一侧”的油气资源，因为中间线横穿东海的海底油盆，所以一旦中国一侧加速开采，日本必然担心液体流动的油气资源在“吸管效应”下被中国抢先，而急于同中国合作开发与谈判。

国际关系的历史告诉我们。争端难解的情势往往有利于敢于抛开压力而径自取得实质性后果的国家，一旦国家在争端地区率先取得某种既成事实，那么想要将其排除在问题之外往往是很难的。因此，中国能够促使日本急于谈判的压力就是加大开采东海中间线以西的油气资源，此为“以压促谈”。但是，这种压力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自身军力的适度发展。中国应当作一个“手拿大棒，轻声说话”的温和的巨人，一方面让对手在心理上敬畏，另一方面又不能过于频繁的展示实力，以防止周边国家基于恐惧而结成反制性联盟。只有当一个国家不自信的时候才会去谋求军事力量的实际运用，而一个自信的强大国家往往仅需要军事力量的威慑而已。当一个国家从运用权力的影响力到不得不时时处处地运用权力的现实，无疑表明这个国家权力威慑的不足与政治智慧的无知。武力存在的艺术是为了避免实际的运用，一个警察配枪的目的不是为了在每一次追捕中都试图开枪解决问题，而是为了通过明枪示警来迫使对方放下武器，避免伤及自己和对方。在核武器“水晶球效应”的影响下，如果一个国家为了获得利益而卷入核战争从而丧失了所有利益，那么就是不明智的。

因此，“核恐怖平衡”制约下的中美日很难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但武装力量的存在无疑是确保冲突处于低层级的一个必要非充分的背景条件，此为“以武促和”。

虽然中国国力上升曲线的斜率要远远高于美日，但是由于美日同盟具有庞大的权力基数，美国在亚太布局中又有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新加坡等众多盟友，因此，运用米尔斯海默的大国实力测量方法：

大国实力=（M+G）/2

可以发现，中国目前同日本之间处于战略僵持阶段，而同美日联盟勉强处于追赶阶段。若在这个过程中贸然实行超越阶段的“突进战略”，存在着很大的崛起风险。

罗伯特·杰维斯认为：如果一国国力的增长伴随着其他强国的戒备与威胁感，那么无异于自拆台脚……到处争夺利益、四处展示实力、无视霸权国地位而表现出问鼎国际体系的意图将难免招致制衡性的联盟打压。［18］正如在修昔底德看来，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不可避免的根本原因就是雅典实力的增长引起了斯巴达人的恐惧。

因此，当前中国崛起正处于追赶与僵持阶段的事实判断需要我国奉行“审慎的权力与明智的利益”，采取务实灵活的“缓进战略”，不能幻想通过军事力量的手段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力图与日本通过双边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分歧，通过分阶段取得实质性成果的方式，谋求在共同开发中实现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