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用房新标准：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4）

标准有了，禁令有了，何以“办公用房成地标”依然无以禁绝？跟其他诸如三公消费、红包乱象一样，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的实施和执行，本质上还是如何约束权力的问题。在既有的问责体系中，对办公用房的超标和违规，往往都是“一退了之”，却鲜有更具惩戒性的行政问责或责任终身追究制，无以彰显“重典治乱”的决心。问责手段绵软无力，执行者就不会囿于风险而有所顾忌，禁令就会被熟视无睹，制度也就成为摆设。内部控制也好，自我约束也罢，防线也会逐步倒退而处于法不责众的局面。

其实破解落实难的困局并不复杂，关键在于体现“认真”两字。制定标准要认真，那么给予落实和处理也应认真，比如违规行为谁作出的，规划谁审批的，出现问题后谁来进行处理，没有处理又怎么办？若是“保护式纵容”或者“迁就式处理”，制度与规定成了可以任意把玩的橡皮泥，那么包括办公用房之乱的权力约束，都将陷入越治越乱的境地。没有一种违规行为和超标建设行为，会单独的存在和偶然发生，整个内控和外部约束机制的失灵，才是其屡治不绝的原因所在。从这一点来说，依法治国可谓正当其时，也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启示与思考】

按照很多媒体的解读，新版标准的亮点在于细节相当丰富。这一评价确实不假，比如规定不搞豪华门厅，不应选用豪华灯具，不宜有室内花园等，甚至对抽水马桶用水量、不同季节政府办公用房内的空调度数也做出规范。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规则定得细一点严一点，执行起来也更规范一点。

但在为这些新亮点点赞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群众最关心的一个关键指标——各职级办公室面积与旧版标准并没有太大变化，基层人员的办公室面积甚至还略有增加。仅从这一点来看，新版标准并不是那么的“新”。当然，这也是考虑到办公实际需要，减少改革阻力等多方面原因。但这一不那么“新”的标准，说明在规范官员办公室面积这个问题上，国家一直以来并不缺少标准。与很多不断“与时俱进”的标准相比，这一从1999年以来未有大变的标准，甚至可以说保持了相当高的稳定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说明以往的干部用房超标、豪华办公楼等现象，与标准修订不修订并没有太大关系，而要新标准一执行就终结种种乱象，对这种立竿见影式的改变恐怕也不能有太高期待。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具体而言，首先是要把好预算关，在当前全国推行全口径预算理念下，楼堂馆所、办公用房的标准理应经过严格的预算审核。其次，要进一步健全举报核查反馈机制。在以往案例中，绝大部分违规用房被查出，都是来源于群众举报。建筑是有形的，往往很多超标建筑外观上就能看出来，让举报更方便，反馈更迅速，才能提升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震慑力。再次，对超标用房尤其要加强问责。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开展了大规模的超标办公楼清退工作，往往一个省就可能清退数百万平方米。但在如此大手笔的清退背后，却鲜见有经手审批、立项、建设的官员受到问责，更别提降职、免职等处理。有了新版标准，还要强化问责，否则标准再严，也不过是一只没牙齿的纸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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