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与中国未来蓝图的勾略（2）

　二、建国了，面对千疮百孔、一穷二白的局面，没有改革创新的精神就迈不开步 

新中国一诞生，摆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是千疮百孔、一穷二白的困顿局面，万事都得从头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条战线上，每前进一步都是以改革来开道的。面对贫穷落后、满目疮痍的烂摊子，毛泽东说：“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⑧

1950年6月，毛泽东提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从实际出发有步骤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城市通过和平赎买、五反运动、收购统销、公私合营等办法，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敲锣打鼓地、自愿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我国是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这样一些不同阶段的渐进式质变而完成的。这些作法，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见过，在列宁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没有经验，在古今中外都称得上是社会改革方面的伟大创举和经典之作。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创新、发展、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极大地促进了新中国工业、农业和商业的社会变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使新中国具备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基础，顺利地实现了从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适时地确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新中国跨入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探索时期，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早期实践与理论探索。也就是说，“三大改造”及“三大改造的完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点。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是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一样，是具有同样深远意义和影响的两件大事。

1959年，在西藏地区开始进行民主改革，依靠贫苦农奴和奴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参加叛乱的和最反动的奴隶主，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彻底消灭了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基本上建立起来之后，还要不要继续前进呢?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这个问题。《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都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条件下，进行经济、政治、文化改革和建设的重大理论建树。它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理论。

毛泽东第一个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完整地提出并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与问题。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⑩

在毛泽东看来，革命是为了推翻旧制度、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为了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当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作用。当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性的东西了。这为社会主义时期不断推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1958年，当“共产风”在许多地方猛刮的时候，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11)时过近30年，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上又重新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以及后来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在企业管理制度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都是实行一长制。毛泽东认为：“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12)因而他提出，要使中国的公有企业管理具有中国特点，领导人员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1960年3月11日，毛泽东对鞍山市委关于鞍钢企业管理经验作了批示，把这个经验称之为“鞍钢宪法”，以与苏联实行一长制的“马钢宪法”相区别。鞍钢宪法主张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政治挂帅，发动群众大搞合理化建议，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实现“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

毛泽东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他认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骤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13)因此，要大力提倡宣传和学习马列主义，引导知识分子掌握正确的世界观。毛泽东很重视运用实际例子开展对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1951年开展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支持两位青年对《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进行批判，1957年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毛泽东认为：改革就是适应事物发展规律的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运动。它将普遍存在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的全过程，永远也不会停止，即使“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