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与中国未来蓝图的勾略（6） − 其他 − 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 − 纪念专题 − 专题 − 宣讲家网

摘要：人们大多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1978年以后的事情，其实，改革开放的思想与实践几乎伴随了毛泽东一生。革命是改革的特殊形态，开放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必然表现，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其立党理论基础的政党，革命性和开放性是其主要特征和先进性的根本依据与不竭动力。1921年至1949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革命战争为中心独立解放的30年，也是不断改革创新的30年。建国后，面对千疮百孔、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万事都得以改革来开道。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条件下，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改革和建设的重大

　　六、毛泽东在晚年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蓝图的勾画

革命和现代化并不是对立的，革命的目标是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现代化是实现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但现代化需要革命来为它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毛泽东比任何一位领导者都更急切地希望能把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大、做强。毛泽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的目的还是在于生产。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要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发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号召。

1970年，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已是年过七十的老人。毛泽东在驾驭中国这艘巨大的航船继续前行中，更多地把目光移向辽阔的远方。1970年7月，以安德烈·贝当古为团长的法国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7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安德烈·贝当古一行时说：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要由国内人民解决，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34)这是毛泽东关于超级大国和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理论的萌芽，也是毛泽东要只争朝夕，加快和加强中国与国际对话，特别是与超级大国对话的思考。

当时，毛泽东围绕中国经济发展和实现现代化在做两件事：一是选择“榜样”，二是选择时机。毛泽东选择的“榜样”，就是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时的谈话，就集中表达了他不仅要开启与美国的对话，而且还加紧布局，利用美苏矛盾，开辟中国对外交往和开放的新局面。在斯诺谈到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她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时，毛泽东借题发挥说：“你要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文化普及。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实要跟尼克松解决。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做自我批评”，“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做自我批评。你说中国有很大的进步，我说不然，有所进步”。“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当然，不是说没有进步。”(35)在这一段谈话中，毛泽东明确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中国要开放大门，欢迎包括尼克松这样的垄断资本家的代表在内的美国右派来华；二是与美国比，中国的生产水平有差距，他期盼中国经济的大发展，但社会制度比美国强。两个意思，一个目标，就是中国的发展，尤其是要向美国学习先进的技术，发展经济。

在谈话中，毛泽东分析了尼克松为了使美军早日从越战中脱身，并要寻求自己的连任，必来中国的情势，进一步表达了对尼克松来华以及与美交往的欢迎态度和具体意见：“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一九七二年美国要大选，我看，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当斯诺谈到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认为“尼克松是毛泽东的一位好的代理人”时，毛泽东幽默地说：“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好!尼克松好!我能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斯诺问，如果他见到尼克松，是否可以把毛泽东的话告诉尼克松。毛泽东说：“你只说”，尼克松“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这个勃列日涅夫不好”。当斯诺问到中美两国会不会建交时，毛泽东确切地回答：“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36)

毛泽东通过与斯诺的谈话，以积极的态度回应了尼克松的做法，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几个月后(1971年3月19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代表团一离开北京，毛泽东就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每天都要把各通讯社对于我们派出去的代表团的反映逐条地对他讲，并说：这件事事关重大，非同一般。

中国代表队庄则栋等遵照周恩来再三提出要执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的要求，和《人民日报》报道的毛泽东对斯诺“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的谈话精神，与美国乒乓球队队员科恩等友好交往，引起日本媒体的关注和报道。美国队的拉福德·哈里森，主动登门求见中国代表团，并提出了惊人的要求：你们在世乒赛后邀请了我们北边的加拿大访问中国，也邀请了我们南面的哥伦比亚，能不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啊?

据原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海容、毛泽东护士长吴旭君的回忆：报告与消息传回国内，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认为“目前邀请美国队的机会尚不成熟”，联合提出“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上报周恩来。同年4月4日，周恩来在报告上批注“拟同意”后呈报毛泽东。4月6日，毛泽东圈阅了报告。当天，毛泽东得知庄则栋与科恩交往的消息后，夸奖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是日深夜，毛泽东作出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并嘱“赶快办。来不及了!”因为世乒赛赛程已完，闭幕在即。老人家对于开放国门的急切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和一小批美国新闻记者抵达北京，成为自1949年以来第一批获准进入中国境内的美国人。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说：“你们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上打开了一个新篇章。我相信，我们友谊的这一新开端必将受到我们两国多数人民的支持。”同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华盛顿发表了有助于改善中美两国关系的5项具体措施。正如毛泽东在1970年12月和斯诺谈话时所预料的那样，尼克松于1972年2月21日访华。小球弹开了中美彼此紧闭了20多年的国门，震动了地球，中美关系终于走向了正常化的道路。已是暮年的毛泽东通过“乒乓外交”，了结了一个心愿，为中国敞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开拓了对外开放的新道路。

二战后的日本，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19世纪70年代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苏的经济大国。在推动实现与美关系正常化的同时，毛泽东着力推动的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有利于反对美苏两霸特别是反对苏修的斗争，有利于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有利于我国解放台湾的斗争，有利于缓和亚洲紧张局势”。(37)与美国相比，日本和中国是近邻，对中国有欠账。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高瞻远瞩，一再指出：要把日本广大人民同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严格区别开来，要“把政府决策的人和一般的官员区别开来”，广大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在当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既同日本当局敌视中国的政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又更积极地做争取日本民间友好人士和日本人民的工作。在这个基础上，由政界有识之士、友好人士带动，形成了民间友好的洪流，并最终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9月25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同年9月29日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以下简称《声明》)。《声明》宣告：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布结束。双方决定：从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及政府间的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决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中日之间战争状态的结束，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

选准“榜样”，抓住时机，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毛泽东又根据国内的情况，为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对以政治建设为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库存”进行再次的盘点和清理。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提出关于释放战犯的建议，并具体指示：“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现在“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对于释放方案中每人发放十五元补贴的做法，毛泽东认为：“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并要求：“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38)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于1975年3月17日向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提请审定，3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决定。对毛泽东这一举措，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解读：昔日革命战争年代的那些与我们明火执仗的对手，已经放下武器25年，都被改造成为共和国的公民了，在中国还有什么不能和没有成为公民的对手吗?一个以政治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已经可以成为过去，一个早就盼望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应当可以开始了。

至此，毛泽东在建国以后近30年里，排除了可能颠覆红色江山、改变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的各种隐患，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确立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和方向，扫清了发展经济、发展文化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奠定了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清理了长期革命战争遗留的旧账，打开了中国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加速发展的大门。

没有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领导的几代人在两个30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坚持不懈的卓绝奋斗，便没有中国的今天。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领导几代人在两个30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丰功伟绩，全面正确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并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遗产，将会使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飞得更高、更远。

　　注释：

①胡德平：《改革需要大思想大智慧》，《学习时报》，2011年3月7日。

②《毛泽东第一代领导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卓越贡献》，http：// www.sina.com.cn，2007年11月3日。

③张乾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探索与历史性贡献》，《科学社会主义》，2011年第3期。

④余伯流：《“七大”纷争与古田会议》，《军事历史》，2010年第1期。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42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80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317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11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3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74页。

(1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7、4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