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是一场灵魂救赎行动

不管是对官员、执政党还是中华民族，当下习近平主导的反腐都属于灵魂救赎行动，其意义早就超出反腐本身。

历代中国官场鲜有不得“官场病”。这个“官场病”是由官本位文化扭曲和异化权力而来，即把当官的价值推到至高无上。当官成了价值中枢，会让为官者获得阶段性的肤浅的荣耀和快乐，同时伴生精神重负和心理痛苦，因为升官的压力如影随形。更为可怕的是，当官本身成为价值和目的后，便不会有人通过服务社会实现价值，同时派生官场角逐愈演愈烈，无所不用其极。到这时，官员的独立人格逐步丧失，没有了独立人格，精神境界每况愈下，道德底线一再突破。这就是中国官场从来都没有真正遏制住官场腐败的重要原因。

面对“大老虎”周永康、徐才厚，很多人对他们贪欲无度表示不理解——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这样的疑问其实是对人性与权力的不理解。所有掌握公权力者都追求权力效用最大化，在政治生态良好，价值体系端正，制度健全的情况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官员价值实现的途径，为政清廉可期。当价值系统紊乱，制度存在漏洞，人性与权力中的恶就会膨胀，卖官买官就会成为潜规则，甚至是显规则，这时的官场必呈现群体堕落。

原本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与革命性，在一定阶段或状态下解决了封建社会延续下来的痼疾，但由于没能深入探究政治优势转化为制度优势的方法途径，没有建立起新型的现代政治文明基础上的政治伦理规则，结果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发生变化后，软肋暴露出来。比如利益过度向官员倾斜，等级利益差异巨大，职务上升到一定程度，几乎就拥有一切，甚至惠及子孙。因此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官欲和贪欲。为什么全国出现4万多副处以上超配，出现正部级副部长、副厅级县委书记这些“中国特色”？皆为权力异化所致，官位重于做事的观念和价值评价体系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