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故事的力量之源（5）

“官方色彩”与媒体公信力

学术前沿：中国媒体的公信力因为其“官方色彩”而被西方社会贬损，但中国媒体也必须受到现有传播体制的约束，中国媒体如何走出这个“两难命题”？

赵月枝：的确，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或专业身份认同的动机，还是从与中国媒体在国际话语场上竞争的策略来考量，西方媒体经常拿中国媒体的“官方色彩”说事，进而抨击它们缺乏“新闻自由”。不过，就像“软实力”的魅力不是先验性的一样，“官方色彩”本身也不一定必然没有公信力，不管是相对于“中国社会”还是“西方社会”。

理论上，把媒体与“官方”相对立是典型的西方自由主义“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框架下的迷思。实际上，即使在“西方社会”，这个框架也不能解释媒体与“官方”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这更不能解释，美国国家对外宣传的“美国之音”在一些国家的亲美和异见人士中的“公信力”。一般情况下，西方国家和媒体不会喋喋不休地拿他们所支持的独裁国家的媒体是否有“官方色彩”说事，更不会贬损这些政权的国际形象。总之，不是媒体的“官方色彩”本身，而是这些媒体的政治倾向性及其所在国的统治阶层与西方统治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关系，才是问题的核心。

现实中，就像“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光谱很复杂一样，“西方社会”更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我们往往把“西方”等同为“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进而把美国等少数国家中对中国持批判态度的政客和媒体等同于“西方社会”。这更进一步强化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统治阶级的“软实力”。

有关媒体本身的话语政治是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重要层面。如果因为西方的这一说辞，中国就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设计，在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把国家变成事实上的资产阶级国家后，再按这一意识形态某些教条所规定的国家是市场“裁判员”的角色，将国家“中性”化，同时将中国媒体引上由私人资本操控的道路，那么，西方媒体的意识形态攻势在中国就真的很有功效了。

实际上，如果中国的官学媒精英真有道路、理论和制度上的自信，那么，媒体的“官方色彩”根本不是个问题，更不用说是个棘手的“两难问题”了。前面我在谈到文化产业化时引入阶级分析的视角，在这里，我再“小题大做”和“上纲上线”一次，从国家的性质，也即“官方”代表谁的角度，回到阶级分析的层面。几天前，有机会读到潘毅教授的一篇文章，讨论如何重新认识“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之于当下解放性政治的意义。文中就国家、政党、阶级理论问题引用了毛泽东写于1949年6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包括他对那些控告“你们独裁”的“可爱的先生们”的如下理直气壮的回应：“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我想这段话对我们今天如何面对中国的媒体制度问题应该依然有启发意义。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之所以有这样的理论自信，不但是因为有马列主义有关国家的阶级本质的理论武装，而且有着鲜明阶级代表性的中国共产党刚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胜利。也就是说，当时的毛泽东，是在一个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相统一的境界中写这篇文章的。展望未来，他所要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套用我们现在谈论的关键词，就是“软实力”和“硬实力”互相结合。

今天，中国宪法还庄严定义着毛泽东这篇文章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社会阶级和阶层分化以及相应的国家转型，此国家已非彼国家，此“执政党”亦非彼“革命党”，变质的危险很大。最为明显的是，虽然工人和农民还占“人民”中的大多数，但无论是他们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比例，还是他们所占有社会财富的比例，抑或是他们所享有的社会话语权利和文化资源份额，都相对下降了。

绕了这么个大弯，是为了更全面和更历史地回答你的问题。中国的媒体制度基于共产党的革命传统及其“党报理论”。相反，资产阶级把“新闻自由”定义为媒体相对于政府的“自由”。中外反对“新闻审查”和“网络控制”的话语正是以后者为出发点。如何面对这样的舆论攻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