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故事的力量之源（2）

全球信息传播民主化的阻力与前景

学术前沿：曾有中国新闻从业者提出“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来协调全球传媒行业，比如建立一个‘媒体联合国’”，您觉得这样的机制是否可行？若可行，至少经过几个阶段方可实现？

赵月枝：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意愿，《华尔街日报》还在其意见专栏里刊登过这样的呼吁，从而展示了其意见多元的姿态。但我认为，起码在当下，这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这可以从历史和现状两方面来看。

国际传播历史上，“冷战”语境下，20世纪70年代曾有过一场由不结盟国家发起的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虽然这一运动没有提出“建立媒体联合国”的建议，但是，这个运动的主要平台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针对二战后由西方资本主导的不平衡的国际传播秩序，这个运动从反帝和反资的角度提出了批评，并就改革世界传播秩序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意见。这一运动的文字成果体现在1981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报告中。

但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极力阻挠，也因为以《华尔街日报》等为先锋的西方媒体的百般诋毁，更由于不结盟运动国家内部的问题和矛盾，这个运动以美国、英国和新加坡先后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结局。当然，《一个世界，多种声音》所提出的国际传播改革愿景也就随之黯淡了。

由此可见，为了美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利益和跨国垄断媒体的经济利益，美国政府是不惜置联合国机构于股掌之中，说退出就退出的。十多年前，我在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国际传播部门的一份政策咨询报告起草的过程中还得知，为了不惹怒美国并让它重返这个机构，在这个机构里，不但这段历史被遮蔽，而且连“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这个词也是要避而不谈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部分由于“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的挫败，也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现实困难，以美国国家政策开路，以美国媒体巨无霸为先锋，全球传播业经历了以全球化、自由化、商业化和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转型。当然，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和前面所提到的美国军事铁拳的最初催生及美国国家政权的持续呵护下，硅谷的信息技术、资本的力量、裹胁着民众对传播民主化的需求与热望，使互联网成了全球传播最主要的平台。在这个全球传播的前沿领域，美国国家机器的各部分——从美国商务部到国家安全机构——与美国信息技术公司相互协作，极力维护美国国家的单边主义管控。也就是说，美国一直实行着“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网络霸权主义政策。与此同时，美国媒体以维护“网络自由”和中国、俄罗斯等国家企图扼杀这一自由为名阻挠任何挑战这一霸权的努力。

当然，迫于其他国家的压力，美国在过去十多年来也不得不在互联网治理的国际问题化和在本领域奉行多边主义原则方面作出一些妥协。但是，当下这个领域的斗争不但非常复杂，而且日趋激烈。美国政府和美国信息传播资本为了保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不遗余力，尤其在分化发展中国家包括“金砖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形成的反美联盟（也即葛兰西所言的“counter-hegemonic historical bloc”）方面咄咄逼人。例如，不是偏向于更有人文关怀和国际代表性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是偏向于更重视技术和产业利益的国际电信联盟，主办了2003年和2005年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即便如此，到了2012年，在国际电信联盟的迪拜会议上，仍有89个国家站在了要求更平等的互联网全球治理机制一边，形成了多数派。但是，这个大会通过的多数派决议是非强制性的。这也表明，会议决议对美国网络霸权的挑战有很大的局限性。

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美国对挑战国家群体“分而治之”的策略是一个因素，而非西方国家的当权者没有坚强的政治意志是另一个因素。这里，一个更重要的解释很可能是，这些国家的统治精英为了维护本国信息传播资本集团与以美国为主导的跨国信息资本所业已结成的利益共同体，本来就没有从根本上挑战美国所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信息传播秩序的强烈政治意愿，而只是希望通过机会主义地与美国斡旋，为本国资本在全球信息资本主义秩序中多分一杯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