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故事的力量之源

“软实力”与文化领导权

学术前沿：有些西方学者提出，约瑟夫·奈将权力资源简单地二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并不妥当。您觉得“不妥之处”在哪里？基于软实力产生的魅力是先验性的吗？

赵月枝：区分“硬实力”和“软实力”，并强调“软实力”的重要性和优先性，有其理论分析价值和政策指导意义。毕竟，“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上策。但是，正如我在《国家形象塑造与中国的软实力追求》一文中提到的，奈的概念是建立在“循环论证”基础上的。基于“软实力”产生的魅力不是先验性的。不是任何文化、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都有天然的魅力；一场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也即“硬实力”的展示，也可能产生魅力和吸引力。

从“美国经验”来看，奈的分析也是片面的。这是因为，没有美国的军力和财力，就没有其“软实力”。例如，二战后，美国电影在西欧的影响，得益于战争硝烟未灭，美国的军用飞机就把好莱坞电影运到了欧洲做宣传，更得益于马歇尔计划。冷战期间，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形成过实实在在的挑战，否则，在被美国视为“后院”的拉美，美国就不必对古巴进行封锁，更不必用颠覆手段推翻智利民选的、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阿连德政权了。冷战以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成了美国“软实力”的核心，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这期间，美国在世界上多少国家有军事力量，又大大小小打了多少战争。在这方面，美国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旗手、《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早在1999年就说了句大实话。在《快的世界宣言》（Manifesto for a Fast World）一文中，弗里德曼道出了美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以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它背后那个“隐藏的拳头”的关系：没有F-15战斗机的制造者麦道，就没有麦当劳的繁荣；那只为硅谷技术创造了安全的世界市场的看不见的拳头叫作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他进一步引述美国一位外交政策史专家的话说，好的思想和技术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权通过示范来推广和通过在战场上获胜来保护。

这里，还有必要回顾一下奈提出“软实力”这一概念的世界地缘政治和美国国内政治语境。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通过“冷战”拖垮苏联，通过侵略、颠覆和有选择的经济支持分化和瓦解“不结盟运动”后，已在军事和经济上力不从心，而且面临与日益重新强大起来的德国和日本竞争的局面。面对部分美国精英关于美国即将衰落的悲观论调，奈认为，美国还有“软实力”资源可以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今天，中国知识界希望通过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实现“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大同世界”的梦想。但是，如果因为这个梦想就有意无意遮蔽、进而抹杀美国的军事帝国主义性质和现实存在，那他们就真的把“软实力”概念变成了美国知识精英在中国投放的一枚“烟雾弹”了。在客观上，这等于为增强美国的“软实力”起到了奈和他的同事们恐怕自己都无意奢求的“自干五”或“美分党”作用。

这个概念在美国产生的时间和十多年后被中国进口、大力弘扬的时间差，以及此后的世界历史语境变迁本身，也导致了中国“软实力”话语对美国“软实力”的无意强化。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早已彻底暴露了市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误区，斯诺登在揭底美国自由民主和人权话语的虚伪性的同时，也挑战了信息技术的解放性特质的言说以及“谷歌”民主的迷思，而奥巴马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更再一次彰显了美国在亚洲的军事野心。在这样一个美国“软实力”急剧下降和美国及其亚洲代理国家不断向中国进行军事挑衅的时刻，中国部分知识精英偏偏不但在拾人牙慧，而且把美国的“软实力”继续当作理所当然的存在。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最后，从一般的方法论角度泛泛而论，就像任何一对二元对立的范畴一样，如果从孤立、静止和机械的立场去把握“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关系，显然是不妥的。作为一种对权力的不同性质的分析和政治策略的指导性分析框架，我一直认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hegemony）理论比奈的分析更深刻、更丰富，也更全面。基于对西方资产阶级统治的研究，葛兰西认为，一个阶级或特定的阶级联盟要实行自己的统治，除了强制性的国家权力外，还需要通过市民社会建立起自己的文化领导权，而这里的关键是，这个阶级或权力集团必须在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领域把自己特定的阶级利益表达为、而且被接受为是代表全社会的。同时，葛兰西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和强制性权力在危机时刻的重要性。事实上，当下国际关系理论界也不乏将葛兰西原来针对意大利国内问题的理论应用到国际关系层面的学术资源。当然，“文化领导权”理论和奈的“软实力”分析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作为一名共产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理论包涵了阶级分析视角和如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人类解放诉求，而奈显然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秩序中的霸权地位。不过，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有些不仅青睐美国的“主流”理论，而且想把“中国梦”做成资产阶级共和国梦的话语权拥有者，有意无意拥抱奈，而对葛兰西视而不见。

由此看来，用什么样的理论资源来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包括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扩展，的确是一个事关改革方向、尤其是是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