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财政部长的两份遗嘱（3）

二

一个人的精神高度，就是一座高山，那是由无数沙石凝聚而成的，而每粒沙都有它的故事。吴老以一生追求无产，给自己人生画上圆满的“句号”，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他精神高山的自然形成。他的精神高山，是由日积月累的水晶、珍珠和金子组成的。

吴老年轻时代追求真理执着而不舍，在旧军阀部队里，几次宁可丢掉饭碗，也不以邪恶为友，不以人民为敌；主持湖南赈灾，在随时会丧命的危险里，与贪官污吏智斗，使赈灾粮款免遭贪污，拯救了数万灾民；端着国民党政府陕西公路局长的饭碗，却为延安和共产党做事，营救了大批红军西路军。后来，他干脆放弃官禄，投奔延安加入了革命队伍。

吴老几次被错误关押审查和批斗，蒙受巨大委屈，却不埋怨组织和他人，恢复财政部长职务后，从没报复曾陷害他、打击过他的人。

“文革”造反派批斗吴老，逼他交待老领导的“罪行”，面对揪斗、抄家、大字报攻击等严酷折磨，他仍然敢讲真话，他说：“财政部的错，具体事都是我办的，是我吴波的错！”不管造反派如何打压，都不把责任推向上级，也不把责任推向下级，不隐瞒过错或把错推给别人。

他被树立为新中国“模范部长”，虽有升迁的机会，但他在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时，把财政部长职位主动让给年轻有为的副部长王丙乾，为老干部主动让贤立了标杆。

吴老从财政部长位置上退下来后，又有了很多闪耀光芒的故事。

他常年住在裂缝掉灰的平房，在大家看来与财政部长身份不相配，有关部门多次要为他维修，还派来工程队，运来砖头水泥，“逼”他同意维修，但他怕花费国家的钱而一次又一次拒绝了。他不仅住着破旧的房子，还坐着“打补丁”的破旧沙发，自己舍不得花钱买新的，更不让公家给换新的；他吃着平民的饭菜，过着朴素的日子，不要国家给的“特供”待遇。他一生喜欢过同老百姓一样的简朴生活。

他鼓励4个儿子不在优越的京城工作生活而到艰苦地方安家落户，3个儿子都安家落户在了外地，且不准他儿孙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谋好处，也不准儿孙利用他的朋友、熟人关系为自己办事情。吴老的老战友要把他在条件艰苦的甘肃甘南工作的大儿子吴本宁调到兰州市，被吴老知道后拦住了，他说绝不能用自己的影响为儿子谋好处。曾在北大荒开拖拉机，后自己考上教师的儿子吴本立，被领导关照去香港进修，吴老听到后给北大荒领导打电话取消了他的进修资格，进修名额给了其他教师。因为吴老了解到这是有领导对他儿子给了“特殊关照”。清华大学毕业的三子吴威立，靠自己本事就业并成为干部，在单位变革寻找新去处时，财政部成立国资局，有好心人想把他调进来，也给吴老拦住了。不但把儿子拦住了，还交待所有儿孙，在他在职、退休和去世后，不准到财政部办私事。他的儿孙从他当部长到退休、去世至今，没有人进过财政部的门，更没有找财政部的人办过任何事情。吴老当财政部长一场，他的儿孙都是一般干部和工人农民，没有一个在求职、上学、升职等事沾上他这个“大官”的“光”。

他的部长用车，从不让妻子和儿孙使用，即使老伴生病上医院或落户西北甘南与北大荒的儿子远道来北京看他，即使小车司机如何求情也不让车接送，由他们自己来回打车。他当财政部长期间，多次坐车路过老家安徽也从不停留，他生怕亲情、友情与他财政部长职务沾上关系。安排他去黄山疗养，安徽省政府的小车接送他，他让秘书从他工资中支付了全程汽油费。下基层调研，不要多余的陪同，也不坐专车，与大家坐大巴去，拒绝超标准接待，吃饭付餐费。有的地方接待执意上了鲍鱼海参等高档菜，他就按时价付钱，在北京时也同样。他的工资让秘书管着，付餐费等开支，随离随付，从不耽误。付餐费，是他当财政部长时的习惯，哪次也没马虎过。吴老带财政部司长和秘书去上海等地出差，他嫌套间太贵，退了套间和秘书住单间，其他人也是两人住一间。出差不住套房住标准间，从他当部长直到离休没变过。哪怕是带老伴到阔别几十年的延安，也退了套间住标间。即使带着老伴回老家，他也不因此破例。那年已是七十多岁的吴老，唯一一次带年迈的老伴回安徽宣城老家探亲，他不要专车，不打扰地方同志，自己买车票坐长途客车回家，回到老家自己掏钱住旅馆。

他不愿享受特殊补助，他把“文革”后给他的平反补助费和后来部长正常待遇的保姆补助费，全部交了党费，且常年拿出自己工资接济有困难的人，每月一半工资帮助了有困难的人。

他不收礼品，也定下家规要求家人不得在任何情况下收受任何礼品，他和家人对送上门的礼品一概拒收并客气地退还，退不了的食品就按价折合退钱，哪怕一箱水果也不行。拒礼这一习惯，吴老坚守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