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中央政府部门行政审批行为 以上示下优化深化行政审批改革

2015年1月19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规范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行为改进行政审批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这是中央政府全面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又一重要部署，对中央政府部门规范行政审批行为提出了实实在在的要求，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及行政审批改革的新形势下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规范行政审批行为比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更为重要。首先，“规范”与“取消下放”都是深化行政审批改革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近两年来，经过几轮集中清理，中央政府部门取消和下放了5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完成了阶段性目标任务。取消下放的工作还会继续推进，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绝不是消灭所有的行政审批事项。首先，从政府管理的角度看，行政机关必须保留一部分行政审批事项。其次，从人民群众反映来看，解决审批难的问题，或者说对审批行为规范的诉求更为强烈。审批难主要体现在手续繁杂、耗时冗长、材料众多、效率低下、黑箱操作、自由裁量权过大等方面，群众和企业等对此敢怒而不敢言，社会舆论普遍关注。特别是直接或间接存在的“吃、拿、卡、要”现象不一而足，在很大程度上危害了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损害了政府公信力，也不利于进一步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

另外，即使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审批等事前监管行为也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其监管多表现为行业自律性监管和审批。在我国市场和社会主体能力很弱的情况下，合理审批等监管行为还不得不主要依靠政府这个“必要的恶”，我们需要做的是规范，是扬其善抑其“恶”。以职业资格认证为例，与英国和日本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资格认证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是数量，而是审批者的“胡作为”和“不作为”。比如，英国的职业资格证书多达4000多种，而我国在取消下放之前的数量大约是1200来种。再比如，日本养老服务行业的职业资格证书有四五种，而我国现在还没有一种全国性的证书。当然，有人会说，英国、日本等国家的资格证书主要是由专业技术协会发放的，而我国是由政府发放的。我国的协会一般是“二政府”，其自身能力和所受监督比政府都要弱，因此，它们在相当长的时期还不能成为政府的替代者。我们需要积极创造条件，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同时需要对政府行政审批进行规范，减少职业资格认证中的“乱象”。总之，我赞成规范重于取消下放的判断。实际上，对审批权力进行严格规范以后，再加上反腐败的震慑作用，行政审批在一些强势部门已经开始成为“烫手的山芋”。这一转变必将提高有关部门取消下放不合理行政审批事项的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