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理想和“理想人”的生产

审美为什么？——娱情？教化？宣传？迄今为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无非是把审美作为一种安慰剂或者一种辅助性的工具，这些回答或许可以解释审美对个体的意义，却没有把问题上升到“人类”的高度——人类的审美活动为人的发展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如果审美活动经得起这样的追问，那么我们就真正把审美作为现实的人类活动与必要的人类活动，而不是生活的点缀来看待。

“人改造自然。另一方面，是人改造人。”[1](P88)问题是，人按照什么样的蓝图改造人，人把人改造成什么样子，也就是问，人的理想是什么？这似乎是个教育学的问题，不，这是一切人文学科的核心的问题——设定人的理想并追索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这关系到的是人的生产及其再生产。

人的生产在其最外在的意义上，是人的繁衍。“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2](P2)种的繁衍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本身是一个社会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人化”是人的繁衍的核心，人的人化不单单是人从出生开始的被社会化的过程，而且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贯通于人的自然繁衍的历史线条中。这一“人化”不单单是人的内在自然的人化，而是人类作为一个族群对自身存在的理想化，尽管这一理想有其时代性，然而这一理想的确立及其实现手段却具有共性，那就是审美。

一、审美在人的生产中的理想性作用

“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P80)把自然的关系留给自然，而生命之生产的社会关系却是我们必须给予控制的。人生产着人，暂且不考虑把人作为商品的生产，把人作为劳动力的生产，这不是生产人，而是否定人，扭曲人，这是需要被抛弃的异化生产。而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生产与再生产”，是生产出真正“人化”的“人”，是人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美”作为理想引导着这一生产过程，换句话说，人对人自身的审美理想推动着人的进步。这个审美理想不仅仅是人的外在形态，而是人的整体，是人之为人的理想状态，而人的理想状态既是肉体性的，也是精神性的。

人对于自身的理想性设定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在人类的真正的自由来临之前，即经济与政治上的自由充分实现之前，我们可以想到的理想的人是什么样子？西方人对理想化的人的设定最先见于古希腊。伯利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演说中的一段话，最先给出了关于理想人格的回答：“我们爱好美的东西，但没有因此而至于奢侈；我们爱好智慧，但没有因此而至于柔弱。我们把财富当作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但没有把它当作可以自己夸耀的东西。至于贫穷，谁也不必承认自己的贫穷为耻；真正的耻辱是不择手段以避免贫穷。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自己的事务，而且是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最忙于自己事务的人，对于一般政治也是很熟悉的——这是我们的特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2](P132)不，这还不是全部，希腊人热爱生活从而热爱身体，他们追求内在心灵的充实并不放弃外在肉体的强健，他们在造型艺术中给出的人体不是人的理想而是人的现实。想一想诗人戏剧家索福克勒斯阿波罗般伟岸而健美的身躯，想一想伯利克利诗人般的气质和政治家的雄辩从一个运动员的身躯中流溢出来，想一想柏拉图以哲学家的深邃隐藏在拳击手般的身躯内，那“内在的充实”与“外在的健”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他们对于理想的人最初的建构，而这也是希腊艺术之“美”的原因。这一“美”呈现在他们的艺术中，成为全民的理想，从而落实在他们的教育中，成为具体的人的成长的目标，希腊人的艺术就是希腊人的理想，也曾成为希腊人的现实。他们的健康的审美观使得他们知道应当向人要求什么，并把人引向什么状态。他们追求内在的充实，而不忘外在的健美。希腊人的艺术使我们知道了什么才是理想的人的形态，什么是畸形。

人们欣赏摇摇摆摆的小脚女人的时候，就希望把女人塑成这个样子，这只是极端地说明审美如何引导着人对自身的塑造，而这只是病态的审美对于人的否定的一个案例。真正重要的是，必须确立对于自然、对于人的属人的审美观。这一审美观应当遵循这样的原则：它必须尊重人的自然生产；它必须受制于人的自由与人的解放；它必须以人的自我肯定为前提。确立这样的审美观就是美学的任务，尽管“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它被扭曲过，它被滥用过，它被商品化过；尽管人类的审美趣味千奇百怪，可是作为人对人自身的理想性的设定，美学必须坚守这样的立场：“为人”的审美和“推动人发展”的审美。一切美学思想只有落实到这一点的时候，才是真正“属人”的审美，而不是动物性的或者异化了的审美。这种美学是人的实践的一部分，是人的存在与生存的指引。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学不单单研究审美活动的诸环节，还要确立实践的目的和人的“存在—生存”的理想。

希腊人对于“美”的宗教般的热爱和真正属人的审美观使得他们创造出了堪为人类范型的人的形象，从而也创造了一个美学术语——“希腊人”。对于后世的人来说，“希腊人”不是社会历史的现实，而是社会历史的应当。当我们欣赏着希腊人的艺术，审视着那些“美的”人之时，我们的理想就确立了，而这一理想推动我们去改变现实。在19世纪审美成为推动人的生产的进步力量，并影响20世纪我们对于人的教育。这一过程最先由德国美学家席勒开启。在席勒看来，每一个希腊人都具有独立的个性，他们多方面的性格特征都表现为一种完美的整体。“他们既有丰满的形式，又有丰富的内容；既能从事哲学思考，又能创作艺术；既温柔又充满力量。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想象的青年性和理想的成年性结合成的一种完美的人性。”[3](P49)因此，如何在更高的程度上复现“希腊人”，实现身体与精神两方面和谐发展的完美人性，始终是西方美学史上众多美学家共同追寻的目标，也是审美的人类学意义。“我们可以说，就其天赋和素质而言，在每一个个体的人的身上都具有纯粹理想人的成分，在各种变化中与这种不变的统一体保持和谐，这是他生存的伟大使命。”[3](PP.42—43)审美的任务就在于要不断培植、强化和拓展人身上这种“纯粹理想人的成分”，使现实的人不断上升为理想的人，从而实现人的性格的完整性和人性的完满性，而这一上升不是靠一代人的教育完成的，而是与人的自然繁衍的永不停息的过程相始终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审美为人的生产确立蓝图。

这样审美就不是娱情或者教化意义上的审美，而是人的自我完善，而这一自我完善必将引导人去控制关于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这就是为什么审美与教育，与体育，与生育在19世纪末融合在一起，成为人的生产，人的自我完善的必然过程。

另外一个问题是，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人？“对人的需求必然调节人的生产，正如其他任何商品生产的情况一样”[4](P7)。这首先是一个政治与经济问题，但当社会对人的需要不再是把人当作工具，当作物来看，而是当作“人”来看时，人的理想，特别是对人的审美理想就成了调节人的生产的“对人的需求”，这样的时代已经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