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认识这次经济衰退的三大综合性症结（2）

其次，中国的城镇化是“青出老回，未化先滞”。人口向城镇流动，其居住增加导致房地产蓬勃发展，以及财富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推动经济高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然而，分析显示：（1）城镇中的住宅供应量已经严重过剩。2014年底城镇的各类住宅，总量约为2.33亿-2.63亿套。从2014年底，正在施工和新开工的面积计算，又有5947万套的潜在供给，竣工后将又有2.92亿-3.22亿套住宅，可以满足8.76亿-9.22亿人口居住。（2）农民工总体上买不起城镇的住宅，大多数进城农民只是出来常住打工。3亿左右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工作地买房的只有0.9%，在靠近原住地的县城等买房的只有15%左右。2013年农村农民买房的房价收入比为17.53年，城镇农民工房价收入比为10年。总体上买不起城镇住宅。2014年， 1.14万户城镇居民中，约13%家庭租房，66%为1套房，21%的2394万多套房家庭，拥有5.6-6.9套住宅。城镇住宅分配严重不公。

中国与德日韩台市民化的城市化根本不同，是“青出老回”“未化先滞”。（1）土地产权不明和配置方式扭曲，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导致农民总体上没有得到土地财产性收益，加之房价畸高，创业资本不足，没有能力去购买城镇的住宅。（2）人口流程实际是青年出村老年回，总体上并没能成为最终居住在城镇的市民。将有3亿-4亿人口，一生中出回循环，代际间传承，比城镇老年人口财富和消费低33%左右，形成巨额的消费塌陷。

2、体制和流程扭曲造成的挤压性衰退

国民经济增长下行有中国扭曲体制造成“国民收入创造→分配→投资→消费→再创造”过程紊乱的挤压性原因。国民经济有创造财富，分配收入，进行储蓄投资消费等，形成生产的市场需求，劳动者和企业再创造财富以满足市场需要，周而复始，良性循环。那么，中国国民经济在这一运行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首先，体制对创新创业和经营准入及经营活力造成了挤压。创新在思想观念、发展方式、知识产权、技术发明、人才环境、融资条件、产业转化等方面，还有着诸多的体制障碍；创业准入虽然进行了大的改革和清理，但是，环节仍然较多，办企业比较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还是较难，没有真正实现负面清单管理，或者负面清单条款设置较多；服务业虽然是一个未来国民经济增长广阔的领域，教育、健康、医疗、养老、旅游、文化等等服务行业的体制，比制造业领域更加僵化，社会资金进入障碍重重；政府对企业经营中的监管，目前是问题并没有管住，而倾向于寻租、权利的监管设计，繁杂的程序，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经营。各方面的体制不顺，成为创新和创造财富活力的挤压性制约因素。

其次，企业高比例间接税收、繁多收费罚款、过高的社保费率、地价租金成本上升等，特别是国民经济的高利贷化，对商户和企业投资、创业和经营的利润形成强烈的挤压。从数据的变动看，政府在全部国民收入分配中，从1995年的16.45%上升到了2014年的34.59%；居民收入分配的比例，从1982年的62%，1995年的55.21%，下降到了2014年的44.34%。由于党政事业机构较多，需要支付经费的行政、事业、协编、临编等在编人员及其离退休人员规模越来越大，行政公务和事业活动外包劳务人员支付也在增加，仅仅工资、社保、退休金等支出规模估计在37500亿元左右（其中一部分是行政和行政性事业机构人员；一部分是医生和老师等事业人员；一部分是行政和行政性事业机构聘用的协编、临编和政府采购人员及劳务），实际总支出在由此政府和各机构对增收有着强烈的利益动力和形成了繁杂的吸取机制。

2014年银行、非银行机构和民间全部借贷业的利润，高达47300，比同期非国有非银行业的全部利润还要多4400亿元，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竟高达7.44%！整个国民经济已经高利贷化。

其结果是，而非国有和非银行实业分配的国民收入，从1995年最高的31.93%下降到了2014年的6.74%。从而导致非国有实业储蓄、投资、创业的相对萎缩。民营经济比例的相对萎缩，因其劳动密集型企业占较大比例，特别是创业者为中等收入者，因此导致居民在国民入中收入比例下降，收入是消费支出的基础，进而造成这部分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相关地从1985年的51.58%下降到了2013年的3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