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的十大论争

近年来，公共外交在国内外方兴未艾，受到了广泛重视。公共外交在中国的兴起史，也是一部公共外交理论研究和学科成长史。相比国外特别是美国理论界，尽管中国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起步较晚，基础薄弱，但中外关于公共外交的研究差距不像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理论那么大，且中国的公共外交发展势头强劲，大有后来居上的态势。

事实上，中国具有公共外交的丰富资源。自1949年后，中国历代领导人高度重视人民外交事业，在民间友好、对外传播、国际教育文化交流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人民外交实践，为中国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储备了大量的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切都是中国公共外交发展弥足珍贵的学科资源。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要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的任务，为未来十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何妥善保护和积极开发公共外交的学科资源，不断拓展公共外交的学科空间，为党和国家的公共外交事业提供思想动力和智力支持，是中国理论界的光荣使命。

一、公共外交的历史机遇

公共外交是一种古老的现象、年轻的学问。尽管公共外交的活动可以追溯久远，早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和西方古希腊时期就有公共外交现象的萌芽，但真正作为一门系统化的学问却是晚近以来的事情。特别是“9·11”恐怖事件发生之后，公共外交得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政府、媒体、思想库和学界的重新关注。特别是在美国公共外交热的推动下，对公共外交的系统化研究才得以展开。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市场化的强大冲击下，现代外交的内涵和范围都在扩大，公共外交发展面临学科发展的历史机遇。

1.外交转型的机遇

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浪潮推动外交转型，外交民主化、外交社会化和外交虚拟化，都为公共外交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是外交民主化。美国学者玛格丽特·E. 凯克和凯瑟琳·辛金克提出了公民社会部门的外交活动的民主化问题，并提出了所谓的“回飞镖效应”理论：如果国家与其国内行为体之间的交流渠道被堵塞，国内的非政府组织绕过他们的政府，直接寻求国际盟友的帮助，力求从外部对其国家施加压力。这种情况在人权运动中最为明显。①外交民主化趋势，为公众参与外交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和无限的可能。

二是外交社会化。在国际学术界，美国学者詹姆斯·罗西瑙、约瑟夫·奈等是较早关注全球公民社会对现代外交影响的学者。②在国内，王逸舟教授是国内对此问题从国际关系意义上最早展开研究的学者。③1992年，美国学者约翰·麦克唐纳和路易丝·戴蒙德(Louise Diamond and John McDonald)提出了“多轨外交”的思想，他们所著的《多轨外交：通向和平的多体系途径》一书将外交分为九个轨道，除了将政府外交为第一轨之外，作者把早先的第二轨道外交扩展为非官方性质的八个轨道，包括非政府/专业人士的第二轨道、商业第三轨道、平民第四轨道、研究及培训和教育第五轨道、社会行动第六轨道、宗教第七轨道、资助第八轨道、传播和媒体第九轨道。④社会行为体在外交中日益活跃，为公共外交创造了新的生力军。

三是外交虚拟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外交虚拟化成为各国外交的新趋势。美国和平研究所自1995年以来设立的一个由赛瑞·J. 布朗女士主导的虚拟外交(virtual diplomacy)课题组提出了虚拟外交体制改革的问题，认为在外交决策、协调、交流和国际关系实践中必须渗透信息和传播技术，鼓励建设虚拟外交体制。⑤随后，美国著名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在1998年发表的《再造信息时代的美国外交》报告中，系统评估了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新媒体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等因素对现代外交体系的冲击，提出了一项变革外交事务的战略。⑥这一战略设计及其更具体的改造美国国务院系统的行动计划在学术界和政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此后，史汀生研究中心、《外交事务季刊》、《外交政策》、《世界政治》等主流学术刊物先后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关于“无外交官外交”(diplomacy without diplomat)、电子外交、网络外交、虚拟外交的思想大量涌现，外交虚拟化成为外交思想转型的一个方向。⑦2001年，英国外交部出台了长达57页的《e-外交：英国外交与英联邦事务部的电子商务战略》，旨在“使外交部从一个有许多分支机构的总指挥部转变成一个单一的、全球性的网上机构”。⑧该战略显示了英国政府使其外交部信息化、网络化的决心和长远规划，使英外交部在办公的电子化、网络化方面走在了世界各国外交部的前列，扩大了英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保护了英国的国家利益。2002年，加拿大学者埃温·波特编辑出版了《网络外交：管理21世纪的外交政策》，收录了一批关于外交虚拟化的高质量论文，认为从21世纪外交政策实施的需要出发，外交虚拟化已经成为必要的选择。⑨外交的虚拟化，使得外交公众化和公众外交化找到了新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