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的十大论争（5）

三、公共外交的十大论争

近年来，作为一个热点话题，学界对公共外交的讨论一直非常热烈。透过学界热烈的讨论，不难发现学界对公共外交抱有强烈的“救世”和“资政”的实用目的，折射出学界对公共外交抱有的经世致用的情怀。通常的情况是，学者在观察外交实践的过程中，发现开展公共外交的意义所在，然后从公共外交的概念、理论和规律入手，寻求解决和优化外交事务的战略、政策和策略，最后评估一些公共外交的可能效果。相比之下，对公共外交现象背后的纯学理研究、对不同国家公共外交实践的比较研究以及对典型案例的科学定量研究非常薄弱，具有历史厚度的基础研究还有待加强。

争论之一：公共外交的缘起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大多数现实主义者普遍不看好公共外交，认为开展公共外交并无助于解决国家之间的复杂问题，公共外交最终还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公共外交很可能将是跟风，很快就会过去”。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认为，即使公共外交是重要的，也需要明确找到公共外交的边界，不应滥用和无限扩大公共外交的范围，将一切都纳入公共外交的范畴。(24)尽管，也有部分现实主义学者对公共外交做出了自己的理论回答，比如以威廉姆·恩格尔的《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兰德公司的约翰·阿奎拉和戴维·隆菲尔特的《心灵政治的兴起》为代表的学者将公共外交作为一个国家适应信息时代的“软战略”、“心灵政治战略”(Noopolitik)，是对权力政治(Realpolitik)的发展和补充。(25)Ben D. Mor甚至认为公共外交是大战略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将武力、外交和传播整合在一起的大战略。(26)但他们的理论回答仅仅是把公共外交看作为巩固权力政治的补充，而没有对权力政治本身进行修正以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要求，在信息社会的背景下不可能走出权力竞争的轨道，注定其不能摆脱历史循环的悲剧前景，也决定了不可能在信息社会中发现公共外交的真谛。

相比之下，自由主义比现实主义者强调公共外交是为了应对来自全球公民社会领域中的“软制衡”(soft Balancing)。软制衡理论是自由主义对公共外交的重要贡献。罗伯特·佩普、约翰·艾肯伯瑞、江忆恩等将公共外交视作一国应对国际社会的“软制衡”，是一种新的外交手段。“软制衡”的内涵是：当“硬制衡”无能为力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寻求强与弱的机会均衡，不必与超级大国的强大实力“直接对抗”，而是采取其他措施让超级大国“难以使用”其强大实力。(27)事实上，软制衡可能更多来自跨国公司、全球公民社会、信息革命以及全民外交(citizen diplomacy)兴起后产生的反制力量，这一变化使得美国在1990年通过谈判有效动员起几乎囊括了世界所有国家的联盟支持的情况在2003年不敷为用。

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强调软战略和软制衡的目的相比，反思主义理论更强调“软崛起”和“知识权力”的理论，认为公共外交的兴起是基于对社会群体和边缘群体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权力和影响力上升的一个必然结果。尽管反思主义是一个松散的理论家族，但均强调解放外交中长期被忽视的社会领域，为外交把公众和社会因素作为工作对象打开了一扇窗口。“观念、文字和语言不是实证主义所认为的是复制‘真实’或者‘客观’世界的镜子，而是我们用以对付‘我们的’世界的工具”。(28)因此，世界不是固定不变的，世界的秩序包括国家、权力关系和国际制度都是社会建构的，是社会力量的产物，就像其他社会结构一样。(29)因此，在讨论权力的时候，必须看到现实的权力关系对知识领域的渗透和干预性影响，要澄清历史，揭示出知识领域、行为领域和其他主体构成中历史本身的各个方面。于是，后现代主义特别重视揭示“权力政治背后的文本相互作用”，(30)认为权力政治的“现实”始终是由文本和一定的再现方式所构成的。特别是建构主义为公共外交提供了身份认同研究的理论支持，其主要特点是把国际关系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人和社会的互相构建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进程，国际关系的物质结构是社会结构建构起来的：观念建构认同，认同建构利益、利益建构权力、谋求权力的施动者和结构相互建构，进而形成不同国际结构文化的国际政治。(31)显然，建构主义的兴起，为种族、宗教、性和性别等社会因素参与外交提供了理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