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的十大论争（4）

2.理论研究的挑战

迄今为之，关于公共外交的研究缺乏系统化的分析框架和严密的理论逻辑，大多数研究是服务于传播效应研究和政府提升公共外交活动的实用性研究，没有从理论上确立公共外交的分析框架，在理论抽象和逻辑实证方面还很不够。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制约了公共外交的学科发展。

从中国学界的研究来看，公共外交理论研究基本上形成三种范式。第一种范式是外交范式，以赵可金、庞中英、张志洲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公共外交理论的根本逻辑是软实力和“心灵政治”，围绕的理论核心是角逐“话语权”，是外交转型后的新外交范式，是“非传统外交的实现形式”。第二种范式为“战略范式”，以王义桅、唐小松、柯银斌、檀有志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公共外交是信息时代的“国家战略工具”，不同国家有“进攻性公共外交战略”和“防御性公共外交战略”的区别，有领导者战略、挑战者战略、追随者战略和补缺者战略等，决定公共外交的关键是战略管理。第三种范式是传播范式，以李希光、周庆安、刘康、胡泳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公共外交的核心是传播国家形象，公共外交取决于传播机制和传播管理。不同范式的学科基础不同，研究方法各异，分析工具多样，如何推动多学科有机互动，实现基础理论的创新和体系化，是公共外交学科化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3.研究方法的挑战

一个学科的独立和成熟程度，与方法论的成熟程度直接相关。公共外交的跨学科特征，使得公共外交的研究方法参差不齐，有传播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也有人文学科的方法，等等不一。总体来看，公共外交的研究方法受到不同学科的影响，呈现为部落化的结构。不同学科的学者在各自专业领域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习惯于本学科共享的研究方法，分割形成了国际关系学社群、传播学社群、外交政策和实践社群、人文社群等部落，不同的研究社群锁定各自研究主题，运用各自的学科方法进行研究。比如传播学更多锁定国家形象及其传播等主题，采用调查问卷、数据分析、焦点访谈、实证定量等研究方法。国际关系学社群则更多锁定首脑外交、政府公共外交、外交活动等主题，采取定性分析、历史—比较分析、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论、新制度主义等研究方法，如韩召颍的《输出美国》、赵可金的《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檀有志的《美国对华公共外交战略》。人文社群则更多锁定跨国人文交流、文化外交、跨语际实践等主题，采用话语分析、哲学思辨、文本解读等方法，比如刘禾的《跨语际实践》和《帝国的话语政治》等，就是典型代表。

总体来看，关于公共外交的历史研究、意识形态研究和描述性研究是研究方法的主流，定量研究、多元回归分析、调查问卷还没有成为公共外交研究的主导方法。从选题视角上来看，学者们往往习惯于把公共外交作为自变量，集中于争论为什么公共外交是重要的、何谓公共外交以及怎样提升公共外交之类的问题。很少有学者把公共外交作为因变量，考察什么因素影响了公共外交，现有公共外交活动的效果如何以及公共外交遵循哪些基本规律等更具严密逻辑化的理论问题。(23)特别是学界关于中国公共外交的研究更多是一种回溯性的总结研究，更多论证中国公共外交如何重要，或者关注中国公共外交对其他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影响，在方法论上主要以描述性研究为主，科学性有待加强。从公共外交学科化的要求来看，如何整合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实现文献研究和走访调查相结合，引入模拟演算技术和定量分析方法，不断检验研究成果的准确度和可行性，将是公共外交学科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